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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
作者:周迅【完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一个地力各个方面情况的记载。“周礼”的记载，透出了中国地方志的萌芽，两宋图经的发展，显示出地方志基本定型，清代方志学的产生，标志地方志进入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地方志是一座等待开发的宝藏。

　　作者简介：

　　周迅，江苏宜兴人。1935年8月生。196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主任。

　　目录

　　第一章 你了解你的家乡吗？

　　第一节 地方志的第一个特点：地区性
　　第二节 地方志的第二个特点：综合性
　　第三节 地方志的第三个特点：资料性
　　第四节 地方志的第四个特点：连续性

　　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第一节 现存的中国地方志有多少？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第三节 繁荣的地方志家族

　　第三章 从两千年前说起

　　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
　　第二节 先秦的国别史和地理书
　　第三节 先秦的地图

　　第四章 “杂述”的时代

　　第一节 千峰竞秀的史地杂著
　　第二节 在交融中推陈出新

　　第五章 由图经到地方志

　　第一节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
　　第二节 遍地开花说图经
　　第三节 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

　　第六章 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巅

　　第一节 走在稳步发展的路上
　　第二节 “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第三节 踏上古代方志的顶峰
　　第四节 方志学的诞生

　　第七章 坎坷、变革和新生的历程

　　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第三节8年
　　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新中国修志事业
　　第三节 方志学的发展

　　第八章 献身于地方志事业的人们

　　第九章 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第一节 丰富的资源信息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珍贵记录
　　第三节 社会历史的工笔画卷

　　辅文图片

　　第一章 你了解你的家乡吗？

　　人人都爱自己的家乡。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曲《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不知牵动过多少人的乡思，但是你想，你真正了解你的家乡吗？你可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先开拓了这片土地？那环抱着你长大成人的青山绿水、城镇村落，曾经历过怎样的变迁？你可知道，几百年、上千年前，人们在这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有过哪些杰出的人物、辉煌的业绩和可歌可泣的故亊？你的家乡有哪些特殊的物产、著名的古迹和风景胜地？它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过哪些值得你自豪的贡献？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有许许多多介绍各地方情况的文献。它们如同博学多知的老人，能够不厌其详地向你娓娓道来。其中叙述得最全面最详细的，就要数地方志了。

　　地方志也可以简称为“方志”。“志”就是“记”，就是记录、记载、记述或铭记不忘的意思。顾名思义，“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各个方面情况的记载。不过，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记栽，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裁——志书体，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它汇聚一个地区从古代到现代，从自然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一志在手，这个地区的山川、风物、史迹、人物全都历历在目。所以，有人称它为“一方的古今总览”，或“地方百科全书”。

　　第一节 地方志的第一个特点：地区性

　　地方志的记述都有一定的地区范围，通常是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划，按省、按府、按州县、按市编写。也有为村、镇或山脉、河流、湖泊、名胜古迹等等编写志书的。

　　地方志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名称，如在隋唐时期通称为“图经”，从南宋以后，直到现在，多数就称为“××志”，少数仍称为“图经”，或称为“乘”、“略”、“典”、“书”、“录”等等。无论叫什么名字，前面都冠以地名。有的冠以该地的古称、简称或别称。如《临安志》(浙江杭州)、《琴川志》(江苏常熟)。福州城东有九仙山、西有闽山、南有越王山，所以福州别称三山，有的福州志便称为《三山志》。《滇略》是云南方志，《闽书》是福建方志，《雄乘》是河北雄县县志，《剡〔shan善〕录》是浙江嵊县县志。明代以后，更通行在地名后面加上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名称，如《南雄府志》(广东南雄)、《富平县志》(陕西富平)、《宣威州志》(云南宣威)等，它所记的地区范围就更加清楚了。

　　地方志只记载本地区的事情。对于那些涉及全国的事件，地方志只详记和本地区有关的部分。如某一次波及数省的农民起义，方志必详记起义军在本地区的活动；某一项全国性的经济政策，方志只记载它在本地区的执行情况。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民族风情本来各不相同，加上地方志编纂人员有意突出别处没有、本地独有的事物，打开任何一本地方志，都会感到浓郁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凡黄河流经的省府州县，从它们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到这条滔滔大河带给当地居民的利和害，以及当地居民代代与黄河水患搏斗的经历。沿海地区的地方志，总有“海防”、“海堤”、“海塘”、“海运”，以至“潮汐”、“风信”、“船政”这一类篇目，透出一派海洋风光。山西是著名的煤炭之乡；重要产煤区的地方志，往往记述当地采煤的历史、煤窑的分布、煤炭的管理、税赋等等。贵州的古州(今榕江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光绪)古州厅志》专设“苗寨”、“苗种”、“苗语”三篇，记载苗、仡佬、水家等民族的服饰、饮食、风俗、语言。河北承德是清代帝王的避暑行宫——避暑山庄的所在地，在它的第一部地方志《(乾隆)热河志》中，记有避暑山庄内外的建筑100多处，都有详细的绘图，好像一份避暑山庄的建筑档案。

　　总之，无论是命名或是内容，地方志都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有关本地区的事情，它的记载既细致又具体，往往是其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

　　第二节 地方志的第二个特点：综合性

　　地方文献的种类很多。地方志以外的地方文献，大多各自有一个侧重面：有的记历史，有的记现状，有的记地理，有的记人物，有的记政治经济，有的记文化艺术，有的只记一时一事。只有地方志，它的记述以最近一段时期(一般是几十年)的现实状况为主，同时要兼叙历史沿革，无论天文地理、名胜古迹、资源物产、民族、宗教、风俗以及政治措施、军政机构、典章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科学、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至方言俗语、金石碑刻、天灾人祸、故事传说等等，只要和这个地区有关，统统属于它的记述范围。地方志的“包罗万象”是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地方文献的一大特色。

　　图1 《(光绪)山东通志》

　　试以《(光绪)山东通志》为例(图1)，看一看它的篇目，就可以对地方志的“包罗万象”有切实的体会。

　　《(光绪)山东通志》是历代所编的山东省志中最详细的一部，全书200卷，分为12个部分：

　　卷一、卷二为“舆图”，就是地图。有总图一幅，分图120幅。每幅中以一方格代表10里。山川、道路、古城遗址以及大的、靠近驿路的或和邻省接壤的村镇都在图上标出。

　　卷三至十一为“通纪”，按年月记载山东的大事，如年成的丰歉，重大的政治措施，水、旱灾害和战争等。

　　卷十二至四十一为“疆域志”。首先考察全省和所属各郡县历代行政区域的变化，按年代编成“沿革表”。然后分列许多类目：“城池”，记府城、州城、县城的位置和境域；“封建”，记历代封在山东境内的王、侯；“山川”，记山东境内的山脉河流和它们的支脉支流；“建置”，记各种祠庙、官署等的设置和位置；“形胜”，记地形、关隘，供用兵作战时参考。此外还有“古迹”、“风俗”等。

　　卷四十二至七十七为“职官志”，记载山东省和所属各郡县历代设置过哪些官职，并编列“职官表”，将担任过这些官职的人一一列出姓名和任职时间。又有“宦绩”类，选载历代官吏的政绩。

　　卷七十八至八十七为“田赋志”，下列的类目有：“田赋”，记历代田数和田赋数；“户口”，记历代人口或户口数；“杂税”，记田赋以外各种税收的名目和税额；“仓储”，记山东各地粮仓的位置和储量；“荒政”，记历届政府的救灾防灾措施；“盐法”，记盐税制度；“关榷”，记海关和内地税关的设置时间、征税名目、征税数量等。

　　卷八十八至一○九为“学校志”，记各级学校的地点、设置经过、学生名额。又有“举人表”、“进士表”，一一列出山东文武科举人、进士的姓名和中举时间。

　　卷一一○至一一三为“典礼志”。山东有五岳之首的泰山，又是孔子的故乡，封建皇朝常常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典。典礼志详细记录历次典礼的经过和仪式，包括举行仪式用什么器具，用什么乐器等等。同时也记载其他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礼仪。

　　卷一一四至一一七为“兵防志”。“兵”指兵制，记录了山东省历代军事机构和兵制的变迁；“防”指海防和内地的驻防，详记山东境内军队驻防地点、人数、驿站的位置等。

　　卷一一八至一二六为“河防志”，按年记载山东境内黄河的变迁、历代治理黄河的措施和治理的经过。有“河工职官营汛表”，列出历代治河官吏的姓名和他们分工的河段。卷前冠有“山东黄河全图”(图2)。另设专节记载山东境内小清河、运河和海运的状况。

　　卷一二七至一五二为“艺文志”，分为“经籍”和“金石”两部分。“经籍”是历代山东人著作的目录，附有简单的介绍；“金石”是山东铜器、石刻的目录，附有铭文、碑文的年月、撰著人和书写人，重要的还收录了碑铭全文。

　　卷一五三至一九八为“人物志”，记载山东历代名人，又按照人物的特点分为“名臣”、“循吏”(奉公守法的官吏)、“儒林”(学者)、“文苑”(文士)、“忠义”、“孝友”、“独行”(有特出行为的人)、“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列女”(有才能的或节孝的女子)等等。

　　卷一九九至二○○为“杂志”，记载无法归入以上各类的事物，如“寺观”、“仙释”(著名的僧道人物)、“侨寓”(居住在山东的外地人)，还有各种琐碎的传闻逸事，如关于天上织女下嫁董永的故事，及传闻的董永墓的位置之类。

　　图2 《(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一八山东黄河全图

　　此外，在正文之前，另有“列圣训典”、“至圣世纪”两类。“列圣训典”记清朝历代皇帝对山东的指示；“至圣世纪”是孔子的年谱。将它们放在各卷之首，是表示尊崇的意思。

　　大部分府、州、县志并不是像《(光绪)山东通志》这样的鸿篇巨制。有些志书只有十卷八卷甚至一卷两卷，但是内容大体相似。例如《(嘉靖)太平县志》(浙江温岭)只有八卷，其中“地舆志”二卷记地理；“食货志”一卷记经济；“职官志”二卷记官制和历代任职官员的姓名；“人物志”二卷记历代名人；“外志”和“杂志”一卷记杂事轶闻。以“简”闻名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朝邑)只有两卷七个类目，上卷分为“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四类；下卷分为“名宦”、“人物”、“杂志”三类。

　　这样多姿多彩的内容显然无法用单一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地方志在体裁上也是兼采了多种著作体裁的长处。从上面《(光绪)山东通志》的例子可以看到：它用地图来表达山川城乡的位置和距离；用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历朝大事和各种事物的沿革变迁；用表格来列举文武官员和举人、进士的姓名、简历；用目录的形式介绍当地人的著作和当地文物；用传记的形式记载名人事迹；用随笔杂著的形式记录轶闻杂事。还有不少地方志在“艺文”部分，仿照诗文集的形式编录赞颂当地名胜古迹或反映当地民情风俗的诗词和文章。地方志的体裁，同样体现了“综合”的风格。

　　第三节 地方志的第三个特点：资料性

　　地方志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事实，积累资料。许多地方志出于名家手笔，写得文采动人。但是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地方志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绝不允许想象和虚构。如《(同治)竹溪县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记1862年的一次极光，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而地点、时间、方位、过程、情状都十分确凿具体：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凄凄然，光芒闪烁。 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地方志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为什么”，它的任务不是阐述理论或探讨规律，这是它同一般科学著作不同的地方。当然，编写地方志的人，对人对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从地方志的字里行间，编纂者的立场观点处处可见。例如，将皇帝的训示放在卷首，或大量记述女子“未嫁殉夫”之类，显然意在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但它的观点都是贯穿在材料的取舍或事实的叙述中，绝少由编纂者站出来发议论。有些严谨的编纂者还一一注明资料的来源出处，以备后人查考。一般科学论著都是围绕一两个主题思想或中心论点来组织材料，安排章节。地方志却基本上是类似上述的《山东通志》、《太平县志》、《朝邑县志》那样，横分若干门类，各类相对独立，并没有什么中心论点贯穿其间。它的编排原则是便于查找，这正是资料书的特色。

　　参与修方志的，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正如清朝的张恕所说的：“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鄞县志序》)官修方志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官方文件档案，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开展实地调查。因此，地方志中许多记载根据的是不见于他书的第一手资料，切实可信，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第四节 地方志的第四个特点：连续性

　　地方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常常变更，新的事物在不断出现，人物代代更替，户口、田亩、赋税年年都不同……，所以，编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资料陈旧过时了，方志就需要重修。历代中央政府为了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地方的情况，往往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编写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一般隔几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灾荒或战争引起社会大变动以后，重修志书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我国大多数地方都曾多次编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苏常熟，在明清两代曾修志20几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对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习惯上在方志的正式名称前标明纂修时代，以示区别。如浙江嵊县志，现存的就有：宋代的《(嘉定)剡录》10卷；明代的《(弘治)嵊县志》10卷、《(万历)嵊县志》13卷；清代的《(康熙)嵊县志》12卷、《(乾隆)嵊县志》18卷、《(道光)嵊县志》14卷、《(同治)嵊县志》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续修的《(民国)嵊县志》32卷。这样连续地编修地方志，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可贵的传统。如果从隋唐时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编报图经(早期的地方志)算起，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一千多年。

　　编修新志的办法，可以是将旧志作基础而核实补充，也可以编续志，就是只收编上次地方志修成以后的新资料。不论用哪种办法，总是以反映从上一次修志到现在的情况为主。所以，地方志不仅有地区特色，还必然带着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记。地方志的类目也总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增加或调整。例如，最早人们只知道从古典文献中去了解历史。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金石学，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从宋代开始，地方志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记”这一类类目。河南安阳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乡，清朝末年又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这个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了天下。《(民国)续安阳县志》就在“续金石录”之后，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项，不但有关于殷墟文字的著作书目、甲骨文出土遗址的摄影和考证等等资料，而且还选择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辞，以反映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边患严重，明志中“兵防”的内容就很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志书中就大量出现了有关对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门类。

　　正因为每一部志书都以记录最近一段时间为主，时间近，就便于调查，便于核实，就能够记载得比较准确和详细，能够将许多可能转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来。将同一地区一次又一次编修的地方志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古今资料的总汇，可以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将各地历代的方志合起来看，就可以连续考察整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其资料的丰富与完备，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极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科书。从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的时候，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首先问志书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过去编的地方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由于它的资料详明，对于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9年以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书。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千百年来，中国大地历尽沧桑。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殒落了，多少煊赫一时的皇朝消失了，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工作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见兴旺发达，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瑰宝。地方志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类齐全，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古籍之林中独具风采。

　　第一节 现存的中国地方志有多少？

　　中国历代究竟修过多少地方志，已经难以统计清楚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其中天津26种、宁夏32种、青海39种、西藏44种、内蒙古48种、台湾49种、海南50种、北京55种、黑龙江65种、新疆81种、吉林93种、辽宁130种、贵州、上海各139种、甘肃198种、广西221种、云南287种、福建315种、湖北332种、安徽379种、广东395种、陕西、湖南各401种、山西431种、江西477种、河南528种、江苏540种、山东541种、河北567种、浙江590种、四川671种。

　　这个数字，绝不是现存地方志的全部。首先，它不包括全国总志和各类专志；其次，还有不少方志保存在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手中。近年来，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不少《联合目录》没有记载的志书。例如，湖北省来凤县在孝感的《向氏家谱》中发现了一部清初的土司志——《(康熙)卯洞司志》六卷。卯洞司是个很小的土司，“土地不过弹丸，编户不过数十”，居民都是土家族。土官姓向，从明初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已传了13代。这部志书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记事很齐全，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古代土司制度和土家族史的资料。它从来没有刊刻过。清嘉庆年间，向氏的后人在编族谱时，将它作为附录，手抄了几套，才得以保存下来。又如贵州的《(光绪)桐梓县志》三十卷，它的稿本一直由编纂人赵彝凭的后代收藏。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三种稀见的陇右方志，都是稿本或抄本，是在杭州刘子亚的私人藏书中发现的。发现民国时期的志书就更多了，如湖南社会科学院收藏有1931年完成的《(民国)沅陵县志》手稿；云南江川县县图书馆藏有1934年完成的《(民国)江川县志》稿本等等。据统计，这一类发现目前已经超过500种。此外，台湾地区的收藏是根据1960年公布的资料编入的，并不齐全，而且同样没有包括私家藏书。香港地区的收藏则没有计算进来。

　　对于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联合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世界各地一共保存着多少中国地方志，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

　　中国地方志早已走向世界。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特别注意收集中国的地方文献。他们通过学者、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收购或是掠夺，从中国弄走了大批地方志。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地方志，其中有一些稀见的版本，在它的故乡中国反而看不到了。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公元1694年到1807年，传到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部之多，涉及18个省份。近代以来，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更加勤于搜集中国方志。我国有些著名藏书家如浙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 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贫，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珍品。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痛心地回忆说，当年日本人在北京琉璃厂书店收买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规定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一元。”现在日本各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几千部，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日本人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方志目录》(1971年增补版)统计，仅日本12个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方志就有300多部，其中57种国内已经失传。

　　美国搜购中国古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18年以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几次派人到中国各省采购地方志，如1933年曾买走了山东人高维翰用20年时间收集的100多种山东志书。现在，中国地方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1942年统计已有2900多种，目前大约已达到4000种。哈佛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中国地方志3500多种。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多少不等地藏有中国地方志。在世界上，除中国本国以外，美国藏有中国地方志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闻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侵入宁波，曾闯进天一阁，从地方志中查看宁波一带的地形，并且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几十种地方志和舆地图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令全世界啧啧称羡。 自此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陆续闻风而来.盗走了敦煌宝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写本残卷。这些稀世之珍，现在大部分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据1957年巴黎出版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七国的25个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如果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不算重复的，现存于世的中国地方志大约在万种左右。据估计，现存中国古籍的总数为八至十万种，那就是说，地方志占了中国古籍的1/10。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但是，中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还有更多的地方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传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相继湮没了。

　　在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前，书籍靠手抄，难以广泛流传，所以多数不能保存下来。南齐的陆澄曾辑录160家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补了84家，汇编成252卷，称为《地记》。过了不过100来年，到唐朝贞观年间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这200多种书的原本已经9/10找不到了。再过几百年，到元明两代，《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书也已十不存一，连陆氏、任氏的汇辑本也失传了。可见古代书籍的散失有多么严重。

　　即使在印刷术发达起来以后，也有许多地方志从来没有刊刻过。或者虽然刊刻了而印数却很少。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县衙门，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到水灾火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县衙门更是首当其冲。如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明代修过五次志书，明末天启年间滹沱河水患，“俱没于洪水”。湖北房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就编有志书，在明末战乱中书板被毁。到清康熙年间重修，过了15年又“板毁而书亡”。吉林的临江县(今浑江市临江区)，曾于1926和1928年两度重修县志，两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烧毁。1930至1931年再次重编，随即遇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已脱之稿，尽付劫灰”。翻开各地修志的历史，这一类令人伤心惋惜的记录随处可见。

　　历代皇朝都曾经投入巨大的财力组织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构筑了坚固的书库，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图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皇家藏书，同样屡屡葬身于大规模的战争或火灾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书一毁于“安史之乱”，再毁于唐末战乱。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场大火烧光了皇室藏书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三万多卷图书。此后，宋朝的皇室藏书又在宋金、宋元战争中两次被毁。这些被毁的图籍中都包含着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经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一共两万多卷，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明末的战乱，是图书的又一次浩劫，编《永乐大典》的人曾经看过、用过的不少宋元志书，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乐大典》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副本则在清末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焚烧，丧失殆尽，幸免于难的部分仅及原书的千分之三，也多数被劫走。许多仅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资料，终于随同《永乐大典》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诸侯国的“史”和“记”，从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其中往往有对秦国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尤其难逃厄运。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征集天下图书一一审查，凡内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统统销毁，或者部分抽毁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还能看到删改的痕迹。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抚奏请检查天下郡县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办，仅安徽省查出上缴的就有《黄山志》、《宁海志》、《吴县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种志书。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成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国外的以外，还有不少方志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广东通志》书板藏在广州越秀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所毁。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种珍贵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先遭日机轰炸，又被日人纵火，它的50多万册藏书连同这些地方志全部被烧光。更有许多新完成的志稿，由于国难当头而不能出版，在战火和流徙中散失。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诸流水。

　　这些被湮没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它们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过，或者被提到过，有的只留下一个书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书时代，有的还保存下来一些断篇零句，或者有几句关于它的简单介绍。仅是这些“有据可查”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

　　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录了元代以前的方志类图书2000多种，其中现存的不过40种左右。有人根据各种目录统计，明代地方志失传的约为现存数的将近两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数。从地区来说，如元代

　　以前山东地区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种，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编纂的《齐乘》一种；元代广东地区可考的地方志有14种，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种，还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据可考的方志有637种，现存的仅102种；1911年前的贵州地区方志可考的有271种，现存只有89种，还不到1/3。至于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无法查考了。

　　枯燥的数字，蕴含着确切的事实。我们不能不为我国历代修志的规模惊叹，不能不为国家的多难和文献的散亡扼腕叹息。而那些穿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了。

　　第三节 繁荣的地方志家族

　　中国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它所记叙的范围不同，有着许多不同的种类，有繁有简，有分有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这个地方志家族有三大类成员：

　　第一类是全国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著名的全国总志有隋代的《隋区宇图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

　　第二类是地区志，它专门记述某一个地区。地区志在地方志中占绝大多数，按照历代行政区划的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

　　省志。省这一级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设置的，当时全称为“行中书省”，简称“省”。以省为范围编修地方志也是从元朝开始的。明代省志大多数称为“总志”或“通志”，到清代则通称“通志”。如明朝成化年间纂修的河南省志称为《河南总志》，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编的都称为《河南通志》。明清两代的湖广省(包含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编的《湖广总志》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的《湖广通志》。

　　府志。如《(成化)杭州府志》(浙江杭州)、《(雍正)抚州府志》(江西抚州)。唐代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宋代渐渐将大的郡升为府，明清两代的府是省的下一级行政区划。

　　州志。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从东汉末年开始。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种，大多数隶属于府，称为散州；一部分直属于省，称为直隶州。如山西的代州，管辖的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山西的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县，原来是散州，明朝有《(万历)代州志》，清雍正年间改为直隶州，乾隆年间修的志书就称作《直隶代州志》了。

　　厅志。如《(光绪)赤溪直隶厅志》(广东台山)、《(宣统)丹噶尔厅志》(青海湟源)。清代在新开发的地区设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散厅隶属于府；直隶厅隶属于省。

　　县志。如《(康熙)历城县志》(山东历城)、《(乾隆)万县志》(四川万县)。我国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就开始在边境设县，逐渐发展到内地，后来由秦始皇推行到全国。县志大约占我国现存地方志的70%。

　　乡镇志。以低于县的行政区划作为记述范围，有乡志、镇志、里志、村志等。如《(康熙)杏花村志》(安徽贵池)、《(乾隆)真如里志》(上海嘉定)、《(嘉庆)南翔镇志》(上海嘉定)、《(民国)曹娥乡志》(浙江绍兴)等。历代政府发布的修志条例和命令，都只限于要求编修县以上的志书，从来不曾要求修乡镇志，所以，乡镇志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或文士私人纂修的。由于不是官书，忌讳和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比较少；由于记述的范围小，对社会和民风更能体察入微。宋代已有乡镇志，到明清时逐渐盛行。

　　都邑志。也就是城市志。如《(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等。

　　此外，还有一些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

　　卫所志。卫是明代军事编制的名称。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卫，每卫5600人。驻在某地就称为某卫，如建州卫、天津卫等。卫的防地有时可以包括几个府，有的兼管地方行政。卫志往往由它的长官(指挥使)主修。卫以下设千户所，每所1200人；百户所，每所120人，有的所也有志书。

　　边关志。专记边防要塞的情况。有边防重镇的志书，如《(万历)延绥镇志》(陕西榆林地区)；有重要关隘的志书，如《(嘉靖)山海关志》。

　　土司志。又叫土司司所志。明清两代，在西北、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当地头人世袭的土知州、土知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文武官职，管辖本民族地区，这就是土司司所。它的志书，便由土官主修。如前述的《(康熙)卯洞司志》；广西恩县境内的白山司，有土司王言纪主修的《(道光)白山司志》等。

　　盐井志。元代开始设官管理盐井，称为“提举”，本来只管盐务，明清时逐渐兼管当地的民政刑政。盐井志只见于云南，如《(康熙)黑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

　　这些特殊区域的志书各有特色。边关志、卫所志着重记述有关军事的情况，像山川、要塞、兵马粮秣之类；土司志突出民族事务；盐井志着重记盐务。但它们也有和一般州县志相同的地理沿革、古迹、物产、人物等内容。

　　还有一种比较简略的区域志称为乡土志。如《耒阳县乡土志》(湖南耒阳)、《永嘉县乡土志》(浙江永嘉)等。乡土志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的产物，是按照地方志的体裁，编来给小学堂做教材的，所以十分简短通俗。现存的乡土志绝大部分都是清末修的，民国时期也修了少量的乡土志。

　　第三类是专志。专志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述山脉。我国各地的名山几乎都修过志书。水志记述河、湖、塘、泉等，如《通惠河志》、《金沙江志》、杭州有《西湖志》、南京有《莫愁湖志》、济南有《趵突泉志》等。名胜志记述一地的名胜古迹，如北京的《潭柘寺志》、苏州的《寒山寺志》、《沧浪亭志》、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志》、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有《阙里志》、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有《精忠岳庙志》、河南南阳诸葛亮故居有《卧龙岗志》，等等。风土志记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绍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著名人物。总之，专志的数量和品种都十分可观，而且往往不止修过一次。仅清代就修过十几种《西湖志》。

　　专志的体裁和一般志书差不多，大多也是横分为若干门类，方方面面的资料很齐全。例如《(康熙)趵突泉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沿革、古迹、灾异、人物、仙迹、幽怪、传闻等类；下卷为艺文、碑版、额联等类。《(雍正)西湖志》48卷，分为水利、名胜、山水、堤塘、桥梁、园亭、寺观、古迹、名贤、物产、冢墓、碑碣、书画、艺文等30门。专志是全国总志或地区志取材的重要来源。有的时候，专志就是地区志中某个分志的单行本或增补本。例如，朱一新负责编《(光绪)顺天府志》(北京)中的“坊巷志”；他白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访问居民，晚上翻检古书，辑录明清两代北京街巷胡同的名称演变、掌故传说，材料非常充实。编完《顺天府志》后，他把这部分材料再加整理，作为专志单行出版，名为《京师坊巷志稿》。又如1944年出版的《黄帝陵庙志》(黎锦熙纂)，就是《(民国)中部县志》(陕西黄陵县)第21卷的单行本。可见，尽管专志不是一个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记述，它仍是地方志家族中不可分离的成员。

　　整个地方志家族犹如一棵大树，全国总志和地区志是它的主干，其中总志、省志记事简明扼要，便于统观全局；越是基层的方志，记事愈加详细，它们互相配合，疏密有致，而千姿百态的专志是它的绿叶柔枝，把这棵大树衬托得更加婆娑多姿。地方志一类著作并非中国独有，但是说到历史之久，卷帙之多，内容之全面详尽，描述地域之广阔，品类之齐全，应该说中国地方志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第三章 从两千年前说起

　　如果你溯长江而上，去探寻它的源头，你将会看到：滚滚长江，最初不过是从青藏高原万里冰川的冰凌上一颗颗滴下的小水珠。它们聚集成许多条细细的水流，再汇成溪，汇成河，一路上接纳着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终于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你想过吗？这正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和发展过程的缩影。

　　中国地方志起源于何时？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样从两千年前说起。

　　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

　　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

　　实际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处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传·昭公三年》，鲁国的叔孙豹劝说季孙宿(都是鲁国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国的穆公，以免对方怀有异心。他引了“志”作论据，说：“‘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迎来者，天所福也。’”《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给楚庄王开了一个书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时还对楚庄王解释说：“用‘故志’来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兴亡，从而有所戒惧。”可见“志”在当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文献的名称。

　　图3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

　　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礼》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根据《周礼》的叙述大体可以断定，它们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及往事的记录，其内容无疑属于后世地方志的记述范围，体例上却远远还没有形成后世地方志的样子，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统一的体例，或许是既有经过整理的史书，也有调查报告，也包含未经编辑的原始记录和档案。当时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记录的地方文献的通称，并不等于现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诵训以外，《周礼》所记的官职，还有一些同各国文献有关。他们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记录，还要掌握有关的地图。辅佐周天子安邦定国的大司徒，掌管各诸侯国的“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政策法令；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贡；“司险”要掌握“九州之图”，以了解山林川泽的阻隔，根据地形开通道路，在险要的地方设置树林、沟洫作为屏障，一旦国家有变故，可以马上封锁要道，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人防守；还有“土训”，专门给天子讲解地图，让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势，什么地方适宜种稻，什么地方适宜种麻，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地方文献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献来帮助治理天下。

　　正是从《周礼》的记载中，透出了中国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

　　第二节 先秦的国别史和地理书

　　尽管《周礼》所说的“方志”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经可以觅到后世地方志的一些踪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根据史官的记录编成的史书，如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taowu逃物〕，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墨子·明鬼篇》还提到过“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从它可以推想各诸侯国史书的大概模样。这些国别史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们是后来地方志中历史门类的远祖。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已经作了不少观察和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区之间交流的增加，逐渐产生了一些试图反映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它们已经包含了后世地方志中地理门类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

　　《山海经》一共18卷，分为《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这部书是许多年中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结果，大约最初是口头传说，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战国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汉时还在增补。四个部分中，《山经》最重要，成书也最早。它以周的都城洛邑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山系，按照方向、距离依次讲述。每处地方详细介绍地理形势，如山的高度、形状和陡峭程度，水的发源和流向，有什么动植物和矿产，还记载了100多个古国和部族。由于它的记述夹杂许多神巫灵怪的传说，神话色彩很浓，过去有人把它归入小说。实际上它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真实的地理记录，不少山川、物产是可以从现代地理中考求印证的。清代学者毕沅在《新校正山海经序》中，就列举了考实的具体山川100多处。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它所记载的金银铜铁锡等各种矿藏，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证实。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只有1100多字，经后人考证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为界线，将全国分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的行政区域。每一州中，简明地叙述境内山川的方位和脉络、土壤的性质、居民的种族、物产和贡品的种类、田赋的等级和运送贡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线。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时顺着山势疏浚河道，系统地叙述全国的山系水系。最后叙述“五服”(诸侯分封地区)。全文结构严密，基本上抛弃了神话迷信成分。它的记载比《山海经》更科学、更准确。例如《山海经》认为中国四面都是海，《禹贡》已经确认只有东方是大海。所以，作为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更加受到后人的重视。

　　《周礼》在记载掌管四方朝贡的“职方氏”的职责时，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叙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内的名山、大泽、河川、特产、人丁、牲畜和谷物的种类、“五服”的分布；虽然比《禹贡》更简单，却也初步有了地理总志的格局。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气魄都很大。笔下千里万里，山重水复，全都有条不紊。绝国异域，描摹得历历如见。试想在那交通极其不便，传递信息的手段极其落后的年月，它们的作者从哪里得到如此广泛的知识？一定是更早就有专人在搜集、整理这一类资料，包括留心采访来自远方的各种传闻。当时的各个政治文化中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一定也拥有丰富的地理记录。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国先民长期集体积累的地理知识的总结。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共同点：它们在诸侯割据、邦国林立的局面下，却能够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描述的“九州”、“五服”，只是一种理想的区划，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制度，却是当时正在萌发跃动的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后世的地方志，特别是全国总志(“一统志”)，往往参考它们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决非偶然。

　　此外，据汉代文献记载，古时候有采集民间诗歌的制度。政府设有“采诗之官”，王者通过采得的诗歌，可以考察民间的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这个说法看来是可信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传说原来有诗3000篇，后来经过孔子删选，选出305篇，编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的《国风》，分国编集了15国的民歌。15国覆盖的地域很广阔，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不是有计划地派人采集，要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收集这样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专人采集，孔子又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弟子们做教材，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文学欣赏，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执政的或准备执政的人必须掌握的政治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认为，《诗经·国风》是按地区收集记载文艺作品的开端，后来的地方志往往记录保存本地的诗文作品，就是受了《诗经·国风》的启迪。

　　第三节 先秦的地图

　　与地方志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古地图。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有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能够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个地区的地理特点。

　　中国的地图起源很早。传说神农氏、黄帝的时代，已经有了《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当大禹走遍全国治水的时候，也该是有地图作参考的吧。据说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铜)，铸成九个大鼎，分别代表九州。鼎上绘着九州的山川、草木、物产、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庙里，作为传国的宝器。后来商灭夏，九鼎被迁到商的都城；周灭商，又将鼎迁到周的东都洛邑。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都曾兴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夺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见“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图，是当时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

　　周初分封诸侯，都明确规定封地东南西北所达到的位置，显然是根据地图来分封的。诸侯国也以图为据来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并向周天子交纳贡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战争非常频繁，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国家有图，各国管辖下的比较小的地区也有地图。著名的“荆轲(借献地图)刺秦王”的故事，就相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地图相当多和受重视的程度。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国逐渐兼并诸侯，燕国君臣非常恐慌，又无力与秦国抗衡，燕太子丹就派遣荆轲去谋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为了能够接近秦王，荆轲的借口之一，就是要向秦王献“督亢之图”。督亢是燕国最肥沃的一片土地，献地图就是献地，秦王很高兴，果然接见了他，并且让荆轲拿图来看。荆轲将淬了毒药的匕首卷在地图里呈献上去，图展到最后，匕首显露出来了。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就向秦王刺去。这次行刺没有成功，但直到现在，讲到一件事的阴谋最终显露出来，还在用“图穷匕首见”这个典故。

　　地图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在军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看，先秦两部著名的兵书，原来都是有图的。《孙子兵法》有附图九卷、《孙膑兵法》有附图四卷，图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的相国管仲所著，但据后人考证，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专设有《地图篇》。《地图篇》中说：“凡是领兵打仗的人，在作战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图，知道什么地方地势险要，什么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陆、丘阜，什么地方有丰茂的树林和牧草，还有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经废弃，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经垦殖的土地，都必须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战计划，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失地利。”这段话告诉我们，不仅当时运筹于帷幄、决胜于疆场的将帅人人离不开地图，而且地图的内容已经相当复杂。在一幅图上要说清楚这样多的问题，不仅要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很有可能还要附加若干的文字注释。

　　正是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历代统治者始终关注地图，不断收集、更新地图以使之更完善。后来，古地图加上说明文字，渐渐演变成为图经，最终同地方志融为一体。直到现在，地图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历代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断言先秦的国别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种认为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一类地理书。甚至有人说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涟《(民国)定番州志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够完整。无论国别史、地理书、古地图或是《诗经·国风》，都只包含了后来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地方志的源头不止一个，正如长江的浩淼，是汇合了无数条涓涓细流的结果。

　　第四章 “杂述”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了分封制，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从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对地方资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以及从各个侧面介绍地方情况的著作，就在这样的气候下蓬勃成长起来。它们的名目繁多，称为地记、地志、都邑簿、郡书、图经等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它们统称为“杂述”(见刘知几《史通》卷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的杂述，为综合性地方志的诞生准备了一片沃土。

　　第一节 千峰竞秀的史地杂著

　　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在统一全国之后，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要收集大量各国的图书文档，以备治理天下参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了秦国都城咸阳，其他将领争着分取金银财帛，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材料。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知道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

　　待到国家稳定了，汉朝政府随即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里的资料已经相当齐全。这是全国各地要统一向中央汇送本地资料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赣调查全国的风俗，编成《地理志》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汉代宫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的图籍，吸收朱赣等人的成果，写成《汉书·地理志》。这是班固所著的西汉史《汉书》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区为纲编写的地理总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经》、《禹贡》一类古地理书那样以自然的山河划分区域，而是在简述西汉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况以后，以主要的笔墨，按照西汉的行政区划，分别叙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条理清楚，材料翔实，是我国地理学著作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成为以后历代编写“正史”地理志的典范。 由于《汉书·地理志》只限于记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还不等于地方志中的全国总志，但是它为以后编修全国总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此后，全国性的地理志还有一些，如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北魏阚〔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晋代的《太康地志》、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不过它们的影响都不及《汉书·地理志》，而且都失传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晋代挚虞编的《畿服经》，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记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认为《畿服经》已经是地方志的雏型了。

　　除了全国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种地区性的史地杂著应运而生。它们以一郡一县为记叙对象，内容多样，体裁各别。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地理书，一类是地方史，一类是人物志。

　　地理书基本上是先秦地理书的承续，数量最多的是地记，也称为地志。如东汉王褒的《云阳记》(陕西三原)、李尤的《蜀记》(四川)、陈术的《益州记》(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荆州记》(湖北)等。它们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少数已注意到记录历史典故、古迹和传说。地记不是奉命编写的官方材料，它们的作者多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当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作者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当地有感情，有细致的观察，为了给地方豪族增光，还往往借地记夸耀乡里的富盛，风光的幽美，因此写来文笔流畅，生动如见。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记长江三峡的奇丽景色：

　　“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夏之时，则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莹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引自《艺文类聚》卷七)

　　地记、地志中，有一些只记录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方面。如《庐山记》、《汉水记》、《湘中山水记》专记山水；《诸番风俗记》专记风俗；《洛阳伽蓝记》专记寺庙；《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专记物产，等等。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专志的先驱。

　　专门记载都市情况的称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东汉的《三辅黄图》还能看到后人的辑本。“三辅”是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ping凭〕翊、右扶风三个政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咸阳一带。它们从三个方向夹辅京师长安，所以合称“三辅”。《三辅黄图》本来有图有文，后来只剩下一些被别的著作引用过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记载了长安地区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学、祠庙、街市、楼观、官署、仓库、厩圈、桥梁、陵墓等，也记载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后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蓝本。都邑簿显然是后世都邑志的先声。

　　图经实际上也是地志一类，不过它是从古地图演变而来的。

　　秦汉以后，绘制地图的技术更趋成熟。为了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有的地图更附有文字说明。《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两处引了《秦地图》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一幅地形图，一幅驻军图，一幅城邑图。画的主要是汉初所封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这三幅用途不同的图，图例统一，比例大致适当，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的名称，还有居民户数的统计。小小的长沙国拥有这样相当不错的地图，由此可以推想汉初制图用图的一般水平。汉朝宫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图。西晋的裴秀，是我国杰出的地图学家。他在晋初做过尚书令，佐理国家军政，由于职务关系，就曾看到过国家收存的大批汉代地图。不过裴秀对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很不满意，他经过认真考订，编成了我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图集》，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绘制地图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

　　随着地图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一部分地图根据需要，注释的文字越来越详细，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图有说的新体裁，这就是图经。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东汉的巴郡在今重庆市南的巴县一带。《巴郡图经》的图早已没有了，只保留了被晋代《华阳国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在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认为巴郡面积太大，管理非常困难，官吏休假探亲，来回几千里，一年也回不来；发生了盗贼，捕盗的人要十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盗贼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议将巴郡分成两个郡。从但望的语气推想，“图经”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并且可以引以为据的官方资料。既然地处偏远的巴郡有图经，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属县、盐铁之类官员的设置、户口的多少和道里的远近，都是当时图经记载的重要内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编纂的，主要供政府参考，在社会上很少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只有这一些。

　　以记述地方人物为主的著作称为“郡书”。先秦的典籍中虽然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故事，却并没有人物传记专书。实行郡县制以后，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为了解决官吏的来源，必须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汉代主要采用“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品德好或学问好的人，有“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后来避刘秀名改称“茂才”)、“明经”等等名目。魏晋南北朝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他们根据乡党的评论选拔优秀人才，将选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为九品，上报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职。这两种办法都是以舆论的“公议”为基础的，这就推动了社会上评议人物的风气，从而推动了传记的发展。

　　从西汉末年开始，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就是历代相传的名门贵室。他们在地方上有权有势，声势大，关系多，评论和推荐人物的大权都垄断在他们手里。这些世家大族为了不断扩大本族的影响，巩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权，竞相编写地方人物传记，以标榜自己的门第高贵，夸耀本族的人才出众，于是“郡书”风行一时。东汉光武帝刘秀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表彰他家乡的人物，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一般认为这是编写郡书的开始。此后，如东汉有《陈留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等；三国时有《汝南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魏晋时期有《益部耆旧传》、《山阳耆旧传》、《蜀后贤传》、《会稽后贤传》、《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后世地方志都用专卷记载一方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起源于此。唐代刘知几曾批评当时郡书的通病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说好不说坏。这种风气也对后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史则是古代国别史的发展，以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为主。现在知道的，如江苏、浙江地区有东汉的《越绝书》及其后的《吴越春秋》；四川地区从西汉到晋代先后有10来种《蜀本纪》、《蜀王本纪》，还有东晋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地杂述，大多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可以知道书名的不过100多种。这百多种著作，涉及今天的18个省区。其中记述四川的有《蜀记》、《蜀志》等十几种，仅晋人记述名城洛阳的就有《洛阳记》等六种，由此我们可以遥想当年此类著作的兴旺景象。从整体来看，撰述者的笔已经涉及了地理和历史、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综合性地方志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在交融中推陈出新

　　多种多样的史地杂著各展所长，争奇斗妍，同时它们也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种新的著作形式，便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长。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丰富多彩的杂述，其绝大部分我们已是无缘相见了。但是从它们残存的文字中，或是从其他古籍对它们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互相浸润的痕迹。郡书往往含有地理、风俗、传说；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资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渐显示出一种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书名就标明了既记人也记地。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最早是名为《襄阳记》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介绍，它是“前两卷为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地方行政长官)”。而这种融合现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它们不但兼有古国别史、古地理书和人物志的内容，并且开始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虽然类目分得比较粗糙，不太系统也不太科学，却已初步显示出后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们之所以著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部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原有25卷，现存15卷。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书末有一段“隐语”，其中暗藏着作者姓名，起初谁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叶，学者杨慎经过考证，认定它是东汉人袁康所著，吴平所校，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部书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从先秦到东汉经过许多人不断充实的结果。

　　《越绝书》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的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较嫌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志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记载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情况。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汉(四川的一个割据政权，存在于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条件作实地调查，又有条件接触成汉政权的文献秘籍和官方档案。他又是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除《华阳国志》外，还写过成汉的历史《汉之书》，不过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华阳国志》材料既详实可信，分类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学者的称誉。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别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和所属郡县的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三卷记人物。比起《越绝书》来，它显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结合的倾向，也更具备了地方志的各种特征。因而，作为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后来四川、云南一带编纂地方志，往往拿它当范本。

　　不过，像《越绝书》、《华阳国志》这样的著作，尽管代表着史、地、传记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如同凤毛麟角，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杂著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终汇成定型的地方志，还要再走几百年的路程。

　　第五章 由图经到地方志

　　隋唐两宋，是我国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地方志终于进入了它的成年期。

　　第一节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

　　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大项，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并且三四年调动一次，以防官吏和当地豪族势力勾结。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势豪之家要操纵选举就困难多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一举两得。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后，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同时私修的地记、郡书逐渐让位于官修志书。

　　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里做了许多大事：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巡游江南、还三次远征高丽。同时，他在方志史上也有两大创举：一是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我国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隋炀帝的这道命令看来是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据《隋书·郎茂传》记载，郎茂在隋炀帝的时代编过《隋诸州图经集》100卷，编成之后，书归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赐帛三百段”的奖赏。这部书没有传下来，从书名和多达百卷的篇幅来看，它应该是隋代全国各地图经的汇编。如果这个理解不错，它就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总集。

　　隋炀帝对地方志事业的另一项贡献，是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200卷的一部大书。可惜随着隋朝的灭亡，这部大书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经只有120卷，现在则只剩下几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谟辑在《汉唐地理书钞》中，记的是地理、古迹和神话传说。 另外，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对它的描述，说它：“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郡邑图。”还说：“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极细。”是由书法家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所写。欧阳肃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工于草隶，为世所重。”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约略窥见《区宇图志》当初的风姿。

　　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成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四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非常称赞，给了很多赏赐。《括地志》曾被后来不少著作引用，原书却在南宋时佚亡，现在只能看到汇集各书引用文字编成的辑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有《括地志》的遗文八卷。 目前比较完备的辑本是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中间一度改为五年，后来又改为逢闰年上报。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山河改易，州县增废，则要随时报送，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从此，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成为定例，一直延续下来。

　　唐朝政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现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名目，以及多种《十道图》、《十道录》(唐代为了便于对郡县加强管理，将全国按山川的自然形势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缮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谒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上(皇上)处分州事惊人。”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要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志性质的图经。同时，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12个年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四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所编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

　　30多年以后，在宋真宗时期，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活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阅读《西京图经》，觉得记载不够完备，下令全国各路、州、府、军、监都要将图经重作校勘补充。各地新修的图经报来以后，他嫌体例不统一，便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按照统一的体例，对所有的图经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另有目录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颁发下去。这部图经总集不但篇幅宏伟，而且是第一次将全国图经统一了体例，对各地编写志书起了示范作用，影响很大。但它到南宋后期已经残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在汇编《祥符州县图经》的同时，为了决定各地赋税的数额，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图经》的资料，编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全国总志《九域图》，只有三卷，供制定赋额参考。此书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订成为10卷。它专记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情况，对于行政区划、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户口、土贡(当地物产及其数额)，记得特别确切，对于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经济很有用处。《九域图》的名称，原是沿袭唐《十道图》而来的，其实没有图，所以书成之后，王存奏请改名为“志”，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总志《元丰九域志》。

　　由于《元丰九域志》过于简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但是，没过多久，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计划成为泡影。“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

　　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过去地方政府编报图经，多半是以旧图经为基础删改添补，增入户口、贡赋等方面的新资料，就可以抄录上报。这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写过一篇《修志始末》，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这篇文章仿佛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处南宋的修志机构，让我们很具体地看到当时官修志书的编纂过程。

　　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祐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订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要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

　　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写作“马光祖修，周应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样编出来的志书，和那些仅仅责成书吏抄录档案上报的早期图经相比，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导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从此，我国的修志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起来。

　　第二节 遍地开花说图经

　　图经虽说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默默无闻。可能由于它图文并茂，既具体又形象，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政府了解各地概况的需要，自隋朝大业年以来，它成为官修志书的主要形式，从多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

　　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的不过五六种。唐至五代的图经绝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国大西北的干旱风沙，才保存下来一点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残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学术界重视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它们现存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所记的事物往往不见于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沙州图经》现存的有三件，一件纸卷长不到三丈，首尾残缺(图4)，看不出书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一行字，才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记的内容有河渠、古城、堤堰、盐池、驿站、学校、祥瑞、歌谣等。这两件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学者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还有一件是写在一个经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约90字，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的第一行题：“沙州图经卷一”。第三行写明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记的内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松、柏。”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另一个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凉州都督府建立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属下的8个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为都督府。既然图经上写着当时沙州还是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这部图经的纂修时间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间，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图经》要早，所以，这应该是我国现存图经中最早的一部。

　　图4 敦煌文献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

　　《西州图经》大约成书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几行，目前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容是记道路、寺院、古塔等。

　　这几种图经，现存的都没有图，但是从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图的说明，很可能原来另有图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还列有许多没有下文的空白类目，如“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铁”、“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帝王游幸”等等，后面注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本县没有以上开列的这些内容)。照此看来，唐朝对于编报图经，一定颁发过

　　统一的类目和格式。这种类目和格式是根据全国的情况拟定的，当地既然没有这项内容，就只好不填了。

　　唐代的沙州在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西州在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曾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桂苑笔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编修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繁华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

　　当时还有不少图经由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携带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当我国唐昭宗在位时期)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土地家”一类，就列有《扬州图经》、《濮阳县图经》、《唐州图经》、《越州都督府图经》、《海州图经》、《州县图经》等。《州县图经》后面附注：“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图经的摘录吧。公元875年，日本宫内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荡然无存，这个目录，是在大火后重新收集的图书的记录(所谓“见在书”，就是“现在还在的书”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还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唐朝文人的诗文也常常写到图经。中唐诗人张籍有一首《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广州是唐时岭南道的首府，诗人想象郑尚书作为节度使出镇岭南的威仪，以及到达广州后将受到的隆重接待：

　　“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

　　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郑尚书带着朝廷的符节到达那里，百官(“百辟”)静听他开读皇帝的诏旨(“内制”)，不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来舞蹈拜见，而且岭南道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诗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据，显见呈送图经是当时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的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贬官到潮州(广东潮安)，路过韶州(广东韶关)，想要游览一番，就预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图经，并且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

　　《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

　　“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将入界”就是“带入界”。带着图经作为旅游向导，韩愈或许是中国的第一人。

　　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这时，一些关心时政的大臣和学者热心于修志，希望帮助皇帝认识国家的现状，找到巩固中央政权，恢复国家统一的办法。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贾耽，每献上一幅地图，都附一部《别录》，作为地图的说明。他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配合《海内华夷图》，编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较为简明的《贞元十道录》。这些别录，记载风俗、山川、道路、物产、历代兴废沿革的原因、贡赋的数量等，和地图相互补充，当是属于图经一类。现在只有《贞元十道录》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部分手抄本残卷。

　　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稍晚于贾耽，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很有政绩，曾几次参与策划平息藩镇之乱。他善于读书，特别注意研究地理。《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原有40卷，现存34卷。它以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规划的十道为纲，按照当时的47个方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军事兼行政区域)，依次叙述各州县的境界、人数、乡数、地理、贡赋。原来每镇前都有图，到宋代图失传了，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它在魏晋到隋唐的地理总志中，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

　　负有盛名的诗人元稹，也是图经的热心编纂者，他写过一篇《进西北图经状》。这篇奏状说，他曾进呈过一幅《京西京北图》，十分详细。只是图太大，在墙上挂起来，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末免过于劳累，所以又根据古今的图籍编成《京西京北图经》四卷，希望能便于皇帝随时阅览。有了它，靠着枕头就可以巡视各个郡邑；游幸的时候，倚在马旁，各处山川便尽在眼前。当时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鹘〔hu胡〕(唐朝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恐怕皇上担忧路途遥远，还特意将去回鹘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点，都附在图经内一起进呈。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图经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即使在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各地编写修订图经也没有完全停止。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始的关于闰年编报图经的规定，到后唐仍然很正规地在执行。在敦煌石室中还曾发现后晋的图经《寿昌县地境》一卷(寿昌在今甘肃敦煌西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朝派卢多逊出使南唐。当时南唐割据江南，还没有归入宋朝版图，不过实际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愿取消了帝号和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只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苟延残喘。卢多逊完成使命离开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远又停下来，派人回去对南唐的国主李煜说：“朝廷正在编修图经，只缺江东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带回去。”李煜奉命唯谨，连忙找人通夜缮写校对送去。于是卢多逊对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兵力布置、户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议，说南唐软弱可攻。这段记载说明，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对所属州县的图经收集保存得相当齐全，随时可以查阅索取。

　　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地志、地记来，隋唐的图经更多地注意到记载社会现象，如官署、学校、歌谣等。不过它们基本上还是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即使像《元和郡县图志》这样的名作，也是只记地理不记人物。我国古代各种目录都很少记录隋唐图经，说明当时的图经多半还不是成型著作，可能只是一些地方给中央的呈报材料，属于半档案性质，内容比较单调，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传之久远。图经的遍地开花，是向正式地方志过渡的前奏。

　　第三节 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

　　图经到北宋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现知北宋图经的数量大大超过隋唐。宋代将天下分为一府(首都开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学家郑樵所著的《通志》，在《艺文略》“图经”条下，载有北宋图经的目录，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图经都是齐全的。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活泼的时期，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时，经过隋唐五代几百年的编图经用图经，社会上下对图经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地方官，开始将修志作为一项地方文化事业来对待，而且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志书是一种很好的著作形式，通过它，可以向政府、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既能影响当代，又可以传之后世，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学识和才能贡献给地方志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宋的图经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质量上有了重大突破，从内容到体例都在从早期图经的旧框框中摆脱出来。

　　图经在质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现在它开始挣脱古地理书传统范围的束缚，大量增加了历史和社会的内容，逐渐向兼记史地、统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过渡。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名著。

　　乐史是抚州宜黄(江西宜黄)人，一生志在研究历史地理。他曾长期担任史馆编修，得以阅读皇家档案和藏书，又做过多年地方官，获得很多亲身感受。《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总志，原有200卷，现存192卷。它的书名一语双关，既说明这部书编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又表示对宋朝大一统“太平盛世”的赞颂。乐史在这部书中，除保留传统的地理类目外，增设了姓氏、人物、风俗等类；由人物又扩充到官爵、诗词、杂事；不仅参考了过去的地志、图经，对于正史、杂史以至小说笔记中的材料，只要靠得住，也都尽量采取，从而大大扩充了志书的容量。过去也有个别志书记载过人物或歌谣，那只是偶尔的昙花一现，不能形成普遍的气候。《太平寰宇记》却能将多方面的内容融会贯通，合理地综合组织起来，从此确立了历史、人物、艺文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以后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它说：“后来方志必列入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显然认为它是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北宋另外两部著名的全国性志书，一是官修的《元丰九域志》，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地理志；一是欧阳忞〔min民〕的《舆地广记》，着重记述政区的沿革和地名的变迁，只能算一部记载地理沿革的专志。而南宋流传到今天的两部总志，一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是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承袭了《太平寰宇记》有史有地有文的体裁。它们尤其重视记载古迹名胜，收进了大量咏赞地方风土的诗文。不过，这两部“总志”都只限于记述南宋的疆域，没有包括北方金国治理下的大片土地。

　　北宋的地区性图经有刻本传下来的，只有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是苏州人，因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来谋官做，在家里筑了一所“乐圃坊”，读书著书，学问“名动京师”，以致经过苏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过乐圃坊为耻。他非常熟悉当地掌故，地方官到任总要先登门拜访他，将政务上的疑难向他请教，他都能提出切实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吴郡图经续记》是一部苏州志，完成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是续旧的《吴郡图经》而作的。在它的28个门类中，包含有学校、人物、事志、杂录等，当时人就很称赞它记事之全备。此外，还有一部《明州图经》(浙江宁波)，成书于北宋末的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问世不久即毁于兵火。但据看见过它的人说，它也有人物、古迹、释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类目，和《吴郡图经续记》很相似。由此可见，北宋的地区性图经，同样在悄悄地越过单纯地理书的边界，迈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和历史学的领域。

　　图经本来是以图为主，以文字说明为辅的。后来图经中需要说明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字部分就越来越详细，图则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图又很容易丢失。无论什么时候，处理图画总是比处理文字要困难些，在传抄或翻刻图经的过程中，常有人只抄刻文字，而将图画舍弃。而且，古代的图轴幅很大，展开和折叠都麻烦，人们往往把“图”和“经”(文字说明)分开缮写，分别保存，所以，有些“图经”本身并没有图，一旦另行出版的图幅损坏或丢失，它却仍称为“图经”，就名不符实了。

　　于是，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志”所代替。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而改称《九域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严州(浙江建德)几种志书的名称，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的脉络。严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称为图经，都失传了。第四次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题名《严州图经》，后来被改称《新定志》，两个名称并存，说明这时候“图经”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径直称为《新定续志》了。

　　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罗鉴为新完成的《罗山志》(江西崇仁)写序，序中说，这次修志是“以祥符图经为祖”，而修成后却“名曰《罗山志》”。又，南宋人笔记《宾退录》卷四有这样的记载：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都可以证明，在南宋人看来，“图经”和“志”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以“志”的名称取代“图经”，显然是大势所趋。

　　北宋以“志”命名的志书，现在知道的只有20多种，比“图经”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长安志》(陕西西安)最受后人推崇。宋敏求做过宋朝的编修官，参与过《新唐书》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编撰，自己家里藏书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还纂修过《河南志》(河南洛阳)20卷，可惜散失了。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曾为《河南志》写过一篇序，只有这篇序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称叹《长安志》和《河南志》内容的充实：“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市、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志书和《吴郡图经续记》都是学者的个人著作。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见闻，对于丰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南宋，称为“图经”的志书数量锐减，“志”的数量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这200多种志书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我国现存最早一部镇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盐的一个镇)，就是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

　　南宋偏安于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环境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数志书由才学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学士痛心于中原失陷，常将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寓于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现存的20多种南宋志书中，不少是历来公认的名志。

　　南宋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后人合称《临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临安志》在现存南宋志书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后面的两部《临安志》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两度任临安知府，关心农事，兴修水利，多有善政。原书有15卷，现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临安志》早年亡佚。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书市上发现了它的残抄本六卷，学者和藏书家们如获至宝，甚至赋诗相庆，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近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到一篇陈仁玉写的《淳祐临安志序》，才确知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为12门99类，全文有“数十万言”。也才确知它的主纂者是陈仁玉。在现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着它前、后两志中都没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为篇帙不全就轻视它。《(咸淳)临安志》原有100卷，现存95卷，是三部志书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潜说友，曾兼任过临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趋附奸相，后来作平江府(今苏州市)知府，元兵临城时又弃城先逃，被认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编的这部志书，在现存宋志中是内容最详实的，而且体例完善，对于疑难问题或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证，说明依据，对乾道、淳祐二志的记事多所订正，它的史料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

　　此外，如高似孙的《剡录》(浙江嵊县)，在卷首立“县纪年”，这是县志设立编年大事记的开始；又在第五卷中收进晋人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作目录和阮、王、谢的家谱目录，开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几种《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江苏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也都有盛名。

　　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见南宋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还要带走一部当地方志，留作以后参考。

　　我国方志学家张国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发展过程后总结说，隋唐以前，方志的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而且是“分别单行，各自为书”。他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现代方志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从此，中国地方志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第六章 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巅

　　元明清三朝，我国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稳步前进，走向它的鼎盛时代。

　　第一节 走在稳步发展的路上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土。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继承了前朝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编纂地方志。

　　据统计，现在可以考见名称的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南宋，但考虑到元朝历史不到100年，可以说它的成绩比前朝毫不逊色。而且南宋的志书局限在长江以南，到了元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志书的分布才重新扩展到北方。

　　随着“省”的设立，元代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批省志。见于记载的，有《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元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地区)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奉中央政府之命编修的。完成后马上呈报，没有刊刻，结果都没有逃出佚亡的命运。

　　现在还能见到的元代区域性方志总共只有十几种，多数都深受后人的赞赏。

　　元代的志书比较注意纪实，编纂者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记载惟恐不细不详。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做法当然十分受欢迎。例如元初徐硕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兴)，一共32卷，“碑碣”一门占了11卷，从三国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尽量收罗，其中有许多是一般人没见过没听说过的。仅这一部分，就为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袁桷〔jue绝〕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宁波)，“赋役考”下列了33个子目，其记载之细致可以想见。元末的李好文，曾两次在陕西担任重要职务。他关心民间疾苦，凡经过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实地查访考察。他认为“泾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关，所以特别重视水利。他的《(至正)长安志图》(陕西西安)，又称为《长安图记》，一共两卷，一卷记述长安宫阙、陵寝、坊市、古迹等的沿革，另一卷专记水利，从先秦的郑国渠讲起，历叙各泾渠的变迁、洪堰制度、用水则例、屯田的设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并配有详备明晰的泾渠总图和灌溉图(图5)，以特色鲜明和切合实用备受称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间的《齐乘》，实际上是山东第一部省志，不过它不是官书，而是纂修者于钦独力完成的。于钦以本地人写本地事，又广阅经史，对当时当地的政治、风俗、人物都作了认真的探讨，颇有自己的见解。熊梦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北京志。这是元朝人讲述元大都情况的书，所以十分珍贵。可惜这部书已经散亡，据记载原来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将它的残章断简编成了《析津志辑佚》一书，只有薄薄的一册，仍能看出它工细详实的风貌。还有冯福京的《(大德)昌国州图志》(浙江定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苏南京)、骆天骧的《(元贞)类编长安志》(陕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志书。

　　图5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泾渠总图

　　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做安徽旌德县令的时候，主编了《(大德)旌德县志》。他用自己创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发明的转轮排字架试排试印，全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书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这次试印的经验详细记录下来，收在他的名著《农书》中。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则代表着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后一个据点——今广东新会县南面的崖山。陆秀夫背负着宋朝末代皇帝七岁的帝昺投了海。南宋灭亡，中国重新统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学士、西域人札马里鼎建议说：“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图，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编修全国总志便由此开始了。志书完成以后，许元壬奉命作序，对这部书的编写意图讲得更明白。这篇序指出：修这部方志不仅仅是供人增长见闻而已，而是要宣扬大一统的国威。要“垂之万世”，让后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要“播之臣庶”，让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统之世，政治清明，时势安定，臣子要各尽其职，百姓要各尽其力，维系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共同巩固这个一统，使国家同天地一样长久。所以，这部总志就命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大元大一统志》初次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时续修了一次，完成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现实状况，又充分采择历代旧志和其他图籍，关于边远地区，则有新编的辽阳、云南、甘肃等图志作为依据，古今兼备，类目完善。过去历朝编修总志，体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统志》，才有了一个规范。明清两朝修总志，都是拿它作范本，但都没能达到它的规模。这部志书到明朝已经佚失，只剩很少一点残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残页和佚文编入《辽海丛书》中。又有赵万里经过20年的努力，汇聚它的残篇零句，重新厘订校辑，编成10卷，单行出版，题名《元一统志》，这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本子。

　　元以少数民族君临中原，正像俗话所说的“人生地不熟”，却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在修志方面成绩斐然可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地方志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已经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到志书缺了，陈旧了，一般官员甚至在野的学者文人，都会主动站出来建议、呼吁，或者径自执笔重修。他们是出于对历史、对家乡、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一定等谁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谁的委托。传统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无形的力量，它推动着地方志不断地稳步发展，也促使每一个新来的统治者很快就对地方志刮目相看。

　　第二节 “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历史翻到公元1368年。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军进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出身于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百废待兴：行政机构要重建，户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赋税要赶紧整顿……无数紧急的事等着办，他却没有忘记首先将修志提上日程。

　　明代曾经五次修总志，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诏令儒士：“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见《明史·艺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书》。但此书已失传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详记郡县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环宇通衢书》，专记全国的交通驿程。这三次修志，重点在地理和交通，看来是为了应付整理全国行政区划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之急需。

　　认认真真地打算编一部高水平的总志，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明成祖计划修一部《天下郡县志》，不但组成了以户部尚书夏元吉为首的规格相当高的工作班子，而且由礼部派遣官员，分路到全国诸郡县，去采访故实事迹和收集旧志。但是，由于明成祖去世，这个宏伟的计划没能完成。直到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寰宇通志》119卷，并颁行于天下。一年之后，发生了史书所谓的“英宗复辟”。因战败被蒙古瓦剌部俘去后来又放回的明英宗，趁他的弟弟代宗病危，发动政变，重新夺取了皇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盘否定。英宗声称这部总志繁简失宜，去取不当，另行派人重修，并同样自称是继承明成祖的遗志。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又修成志书90卷。英宗亲自为它写序，并赐名《大明一统志》。它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明显地仿效《大元大一统志》。在明代这五部总志中，《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是影响比较大的两部。

　　明朝政府一面积极编纂总志，一面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中央督促省，省就督促府州县，因此，有明一代，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据统计，在明朝280多年中，广东的府州县接到皇帝诏旨或总督巡抚通令，要求纂修或报送志书的，可考的就有13次，平均约22年一次。各地修志要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了由地方长官写序，既可以算做一种政绩，得到上司的嘉许，又可以扬名于后世，自然竞相从事，惟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有关本地声誉的事。如刘瑞《(正德)夔州府志序》说：从前路过夔州(四川奉节)的人，问起有没有志书，一说没有，都对夔州很藐视，把夔州看作“陋邦”。现在志书修成了，夔州从此有光彩了。可见修志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

　　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据统计，整个明代修志在3000种左右，现存的也约有1000多种。明代的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民间仍按元代的习惯称为省)都修了志书，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四川、宁夏等都是从明代才开始有了省志。府州县志那就更多了，不但连僻远小县也大多有志，而且如浙江的萧山、杭州、江苏的六合、常熟，广东的潮阳等府县志书，都修过六七次。修过四五次的更是不计其数。

　　地方志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被传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余杭的文人陈元赟〔yun氲〕东渡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日本传播中国的老庄哲学、公安派诗文、赵子昂派书法、制陶瓷的新技术和少林寺武术，并且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 日本元和三年(公元1623年)，陈元赟为长门藩主毛利辉元用汉文编写了一卷《长门国志》(今日本山口县)，这一志书的稿本现在还保存在山口县，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有的学者认为，以后日本陆续出现一些汉文志书，或许是受了它的影响呢。

　　明代志书不但数量增多，品种也在增加。新品种中比较重要的是边关志、都司志和卫所志。

　　明代的边境一直很紧张，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的威胁，东南沿海不断受倭寇侵扰；到了后期，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清的前身)，更是对中原虎视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极其重视边防。它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归京师的五军都督府统一指挥。在军事要地设卫，卫下设所，由都司统辖。又在边防重地设镇，在边镇和重要的关隘派驻重兵，构成一整套防御体系。有些地区，就由都司、卫、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设省府州县。当时，即使是一般的志书，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志书，也都非常重视记载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对山西各卫、所的驻军总数、兵力分布、武器配备等都有详细记录，军事方面的内容占了全志3/10。都司、卫所、边镇、关隘修的志书，当然更加侧重于武事，成为明志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明代都司志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前后几部《辽东志》。明朝撤销了元朝的辽阳行省，在这里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志》便是由辽东都司主持修纂的。它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创修，完成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这是东北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此后，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几次续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辅巡抚辽东时，看到旧志错讹脱落，已经没法读了，指示辽东都司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全辽志》。这一系列志书，翔实地反映了明代边陲重地辽东的风貌。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中，记有《陕西行都司志》12卷，据说它分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简陋而不荒谬”，究竟原书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了。

　　现存最早的卫所志是《(正德)金山卫志》(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为上下两志，各三卷，而以上志主要记武备、兵防。此外知道名称的还有《(正德)天津三卫志》，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志，但后来因失火烧毁了书板而失传。此后又有《(万历)天津三卫志》、以及嘉靖、万历年间修的《西宁卫志》(青海西宁)等，可惜也都没能保存下来。

　　边关志中比较著名的，有孙继鲁的《(嘉靖)三关志》，记山西境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王士翘的《(嘉靖)西关志》，记当时拱卫京西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刘效祖的《(万历)四镇三关志》，详记蓟州、辽东、昌平、真保四个军事重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的建置、形胜、兵力、粮饷、职官、人物、防御工事等；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海关，在明代曾五次修志(图6)。据《明史·郑晓传》记载，嘉靖初年，新进士郑晓做了兵部职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读旧存文档，“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兵部尚书就嘱咐他编撰了一部《九边图志》，一时大家争相传抄。可见当时朝野人士对边事的关心和对这一类图书的迫切需求。

　　专志在明朝也兴盛起来，有山水志、书院志、陵墓志、名胜志等等。总之，到了明朝，地方志的类型已经基本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图6 《(嘉靖)山海关志》卷首的山海关至黄花镇驻兵图(部分)

　　为了使郡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的内容不致于遗漏，明朝政府制订了一个《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最初颁布时是17条，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修订成为21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21项内容，如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城池”，规定要记载什么时候兴建，什么人增筑，有碑文的要记下碑文，城楼、垛堞、吊桥都要有记录。“税粮”、“贡赋”、“户口”等，要求记载自前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十年的情况，必须“详其数目”。这是我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的许多志书都是参照它来设置类目的。它对于提高地方志的整体水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明代有许多方志编纂人员在继续探索改进地方志的体例。有人根据孟子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在方志中只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类，称为“三宝体”。例如《(嘉靖)醴泉县志》(陕西醴泉)和《(万历)湖州府志》(浙江吴兴)便是如此。有人认为当时一些地方志过于冗长繁琐，就反其道而行之，创设“简体方志”，如康海的《(正德)武功县志》(陕西武功)，只有3卷7篇2万多字；韩邦靖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大荔)更简单，只有5700字。它们的结构、记事、文采都很出色，不过毕竟太简单了，作为资料书就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明代方志还有仿纪传体史书的，有采用编年体的，有仿政书体的，各有千秋。虽然有些尝试并不成功，但他们力求汲取其他著作的长处来丰富地方志的表现手法，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方志学家们对明代志书的评价不太高，总的认为质量比较粗糙，反而不如宋元时期的佳作多。连它最重要的一部总志《大明一统志》也有不少错误、疏漏、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句读不通，受到后人尖锐的批评。一般认为，明代学术界的风气比较粗疏，喜欢空发议论，不大愿意做切实的学问。这种学风，显然也波及了地方志。但是，全面来看，明代毕竟是地方志阔步前进的时期。明人修志，多数注意广搜博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他们留下的近千种地方志，以及他们在地方志编纂中的探索和创造，为古代方志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踏上古代方志的顶峰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最高峰。

　　为清代修志事业立下了第一功的，是清初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他以明代的《(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50卷，而且率领河南8郡2州95县都陆续修了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顺治)河南通志》受到朝廷的好评。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主持修了32卷的《(康熙)陕西通志》。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政府决定动手编纂《大清一统志》。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命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且将贾汉复的《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颁发天下，作为示范。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有的甚至修了两到三次，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大清一统志》前后修过三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朝，150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第一次成书342卷；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续修成500卷，这个续修本被编进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增加到560卷，由于它记述的事实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志》当时没有刊印，直到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

　　清朝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很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亲自过问。例如，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fu浮〕主修的《广西通志》“循私”，一怒之下，这部《广西通志》被焚书毁版，同时命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一年内不能完成，可以宽限到二至三年。果然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虑总督巡抚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乾隆皇帝同样亲自审读志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上谕曾明确要求，为了加快一统志的进度，志稿要“随缮随进，候朕审定”。有一次，一统志馆的官员进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传记，他读后发现其中没有曾做过刑部尚书的张照的传，就指示说：这个人虽然有过失，但是很有才学，书法精工，为海内所推重，不给立传“实属非是”。如果各省有类似情况，也都要查明补上。在皇帝的督责下，《一统志》的纂修官无不兢兢业业，严谨踏实地工作。编好的稿子由专人一校，副总裁二校，总裁三校，抄成清样以后如发现问题还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统志》是历代总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

　　为了配合国家编写总志，各省编写通志，以及光绪年间编写《大清会典》，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总督巡抚都一再向全国州县催修志书。雍正年间并明确规定志书60年一修。因此，清代方志之多居历朝之首。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中，清志有5000多种。而且品类更加丰富，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等无不有志。

　　乡镇志在清代大批出现。自明末清初以后，地方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集镇经济迅速崛起。道光年间，江苏吴江县的乡镇人口已占全县总人口的35%；广东仅佛山一镇就有五万织布工人分布在2500家工场中。尤其是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名乡名镇星罗棋布，又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修乡镇志更是盛行。江苏省现存的清代乡镇志约百种左右，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浙江有77种，仅次于江苏。像江苏吴江的《(嘉庆)黎里志》、《(道光)震泽镇志》，上海嘉定的《(乾隆)真如里志》和《(嘉庆)南翔镇志》，浙江吴兴的《(乾隆)乌青镇志》、宁波的《(康熙)桃源乡志》，以及广东佛山乾隆、道光年间的《忠义乡志》，安徽贵池的《(康熙)杏花村志》等，都很有名气。

　　近年还发现了清志中惟一的一部街道志——《冈志》(也称为《冈上志》)。这也是我国旧志中独一无二的一部街道志。记述的是今日北京宣武区的牛街和它附近35条胡同的情况。以牛街为中心的这一地区，自清初以来，就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区。《冈志》没有署著者的名字，据考证，它的著者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间太医院的医生赵士英。赵士英是回族人，所以，它又是回族人写回族居住区的惟一的志书。这部志书的主角不是达官贵人，而是牛街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中记了七八十位回民的事迹，大多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它也保存了若干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教史料。例如它记载了三种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其中有两种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部对于研究北京史、研究回族史和研究伊斯兰教史都很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志，清嘉庆年间就在牛街回民中流传，但一直没有刊刻，到本世纪20年代左右失去了踪迹，只有几个抄本保存在个人手中。现在已由研究人员将抄本整理注释，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排印出版。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在103天内，先后发布了数十条除旧布新的诏谕，其中之一，就是罢科举，开学校，将各地旧式书院、祠堂、庙宇改为各级学堂，兼授中学和西学。此后，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还颁布了一个《部颁乡土志例目》，列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个类目，作为编修乡土志的统一规范。于是乡土志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地方志这个大家族。现存的乡土志有500多种，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修的。许多乡土志的编纂者，怀着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培育儿童的爱国主义为己任。如王永江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赞皇乡土志》卷首有一篇《编者题辞》，说明编辑的宗旨：“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列强称雄，弱则败灭……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心，始自一方，请与幼学，说我赞皇。”都表明了编纂者的深心与厚望。乡土志浅显，简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长，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而它对于儿童的启蒙作用，却是其他书籍所不可替代的。

　　随着清代统一大业的进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国。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shuang爽〕归附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随即设置了台湾府。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内，和诸罗、凤山县令季麒光、杨芳声一起，纂成了《(康熙)台湾府志》，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志书。在此后的90年中，《台湾府志》续修过五次。此后，到清朝末年，还有一部《(光绪)台湾通志》问世。

　　清康熙年间，曾派遣西方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用西法测绘地图，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新疆，只测到哈密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新疆地区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结束了，清政府随即派左都御史何国宗率领测绘人员携带仪器前往新疆，在军队的保护下，实地测绘新疆的山脉、河流、沙漠、草原，绘制地图。又派大学士刘统勋随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们踏遍了天山南北，最远到达克什米尔地区。最后，由刘统勋汇总资料，写成志书初稿送到北京，又经过傅恒等人加工定稿，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8卷(图7)。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清代有关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书。

　　图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的西域全图

　　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没有著录作者，传说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作，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内容比较简略，又没有人物传记，但它作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极为研究西藏学的人所重视。

　　在政府大力倡导，各地竞相修志的风气下，各省府州县的长官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同时由于清政府不断兴起文字狱，相比之下，修志毕竟是一个风险较少，相对安全的领域，所以，清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了修志的队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阳)、钱大昕〔xin辛〕修《(乾隆)鄞县志》(浙江宁波)、《(嘉庆)长兴县志》(浙江长兴)、章学诚修《(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县志》(陕西淳化)、《(嘉庆)泾县志》(安徽泾县)、缪荃孙修《(光绪)顺天府志》(北京)等。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训练有素，对志书的体例、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讲究，又各自学有专长，往往将自己的治学心得贯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书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自己做了地方负责官员，亲自指导修志，更有条件将自己对于地方志的种种见解付诸实施。例如主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他在升任巡抚的第二年就开馆修志，并亲自发凡起例。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志书的体例，取长舍短，写出《修志叙例》23条，对编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实具体的要求。《(嘉庆)广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奋治学，精于考据，又曾参加过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富有修志的经验，很好地贯彻了谢启昆的意图。例如，谢启昆认为，过去被贬谪到“瘴疠之区”的官员，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触怒了权奸，或是受小人倾轧，他们的高风亮节，至今还在边疆流传。所以《广西通志》在记载官员政绩的《宦绩录》之后附有《谪宦录》，专记从三国到明代被贬谪到广西的官员。谢启昆认为作志应当以详备为宗，但又不能冗滥，因而这部志书采取的资料十分详备，并吸收某些宋志的长处，将所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资料有谬误或已和当前情况不符，就另外加按语说明，使后人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一代名志，很受学术界推崇。晚于谢启昆的阮元，同样以博学名重一时。他曾历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对修志多有建树。他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就全以谢启昆的体例为本，可见谢志在当时的影响。

　　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

　　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

　　第四节 方志学的诞生

　　飞驰的岁月，不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人们一面实践，一面思考，对于地方志的性质、特点、功用、内容、编纂方法，以及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常盛不衰的奥秘，探讨得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方志学。

　　一开始，人们对于地方志的思考和见解，多见于志书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明他认识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关系。宋代刘文富《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代董弅〔fen粉〕《严州图经序》也说，修志并非仅是为了应付闰年呈报的制度，而是要“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害，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利名节”。就是说，修志是为了使执政者了解风俗利弊，以先贤的优良政绩作为榜样。后学晚生读它，可以和睦亲近，有助于恢复古代的淳厚风俗。做官的人和社会名流仔细品味它，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这是对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刘鲁生《曲沃县志序》说，修地方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记载要详尽，事实要核对无误，对是非善恶要敢于直书)。这是对志书质量要求的概括。这些早期的方志理论非常零散，多半就是这样的片言只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无论是组织全国修志，还是具体编纂一部志书，必定先有一个总体设想：为什么修志？要编成什么样子？这个总体设计，就是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或是志书的凡例。这个设想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当前的情况来决定弃取，或加以创新。所以，修志的条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方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宋元以前，这种编纂方志的设想和计划很少见于记载，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像汉代要求全国上报“郡国地志”，隋唐时期在全国普修图经，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志书中才开始出现“凡例”，如《(淳祐)玉峰志》(江苏昆山)有凡例五条，但极其简率，只是列了几条收录资料的范围。稍晚，有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所附的《修志本末》，除记述修志经过外，它将修志的全过程作了清楚的归纳，分为四个方面：定凡例(确定全书框架结构、门类设置、编写要求)、分事任(编写人员如何分工)、广搜访(怎样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详参订(怎样审订志稿以保证质量)。这是方志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让我们知道宋朝人在修志方法上已达到怎样的水平。

　　明朝永乐年以后，不仅政府制订了修志条例颁告天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志将凡例印在书中，它们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周到。如《(成化)新昌县志》(江西宜丰)的凡例规定，人物立传要根据政绩和德行，不专以官位大小作标准。政绩好德行好的立大传，否则只在名字下面加个小传就可以了。《(嘉靖)许州志》(河南许昌)的凡例说，地方志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谱，所以那些封赠士大夫之家的诰敕之类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省发了个《修志牌照》，列了23条，其中规定，记古迹“需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备细注明，不可以小说搀入”。记土产，“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诸如此类，很明显都是针对过去修志中的流弊提出来的。它们同样表达了修志人对志书性质、功能和质量标准的理解。不过，它们也同志书序、跋中的那些片断见解一样，不免就事论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志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

　　清代中叶以后，许多学者参与修志，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导修志实践，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方志理论就在他们的切磋争鸣之中一步步完善起来。当时的方志学界主要分成两派：

　　一是地理派，也称考据派或旧派。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威慑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了一股注重考据的学风。一批学者潜心考订古典文献，从古书中搜集证据，辨别真伪，订正谬误，注音释义，对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实际的繁琐考证，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做学问的正道，轻视考据以外的一切学问，以致严重地脱离实际，不通世务，在学术史上被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学者中的大师。他们用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来研究地方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地理派墨守汉唐以来对于地方志性质的传统看法，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戴震说：修志就是考证地理，只要尽心把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没有别的事了(见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洪亮吉也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他还主张修志要言必有据，“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当代新出现的事物，当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载籍”)中考证出根据来，按照他的这个主张，就只能都算作靠不住的“传闻”了。这一派修的志书，致力于广泛搜辑旧文献，逐条作精详的考证，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在方志界树立起严谨治学的榜样，有利于纠正那种不负责任的盲目抄袭甚至凭空捏造的歪风。但是他们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纳除古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不重视反映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把志书禁锢在狭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当然要大大影响地方志的实用价值。

　　另一派是历史派，也称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学诚。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图8)字实斋，会稽(浙江绍兴)人，幼年时体弱多病，并不聪明，每天读书不过几百字，还显得很吃力，但是特别爱读史书，常常有独特的见解。他参加过七次乡试，到40多岁才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写作、修志、讲学度过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参与修纂十几种地方志，但只有《(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来，其他像他首次独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县)，还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体现其修志理论的《湖北通志》，都是在志稿刚刚完成的时候，由于地方长官换了人，新上司不喜欢他的理论和文字，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刊刻，以致散失。只有他自己手里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后来被收入他的文集中。

　　图8 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据《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章学诚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独树一帜。他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地方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

　　章学诚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地否定了地方志只是地理书的旧观念。他认为方志属史，他说：“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这个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隋唐以来地方志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开拓了地方志的内容和范围，在方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次，章学诚在宁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学诚年长15岁，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不大瞧得起章学诚，“盛气凌之”。章学诚并不畏怯，就地方志的性质问题和戴震进行了一场辩论，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反驳了戴震的观点。

　　从方志属史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章学诚对地方志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修志不是为了炫耀学问，应该讲求实用。应该像修史一样详近略远，用不着每部地方志都从古代讲起。如果前人已经修了志，后人只要续修和补缺就可以了。地方志的重要任务是为国家修史准备资料，所以不能只是汇辑旧文献了事，而应该特别重视搜集保存当代文献。他说，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也写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写错了。古代的事情写错了不要紧，古书都在，人人都能考证，自然会发现他的错误。但是，有关秦汉的事，人们就要以司马迁的记录作凭据了，如果他记得不详细，后世又根据什么来考证这一段史实呢？这种看法，和乾嘉学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针锋相对。当时考据学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章学诚却敢于卓然独立，提出创新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

　　此外，章学诚还具体地设计了方志的体例，并且从人员分工、收集资料、制定凡例一直到怎样拟标题、编附录，总结了一整套修志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县各类型地方志的特点，指出它们应该各有各的宗旨和编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还建议州县常设“志科”，派专人负责经常收集整理新资料，为修志作储备，免得资料失散，也免得修志时临时抱佛脚。他把这些主张写成了《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等许多篇论文。它们集汉唐以来方志理论之大成，为我国方志学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我国方志学诞生的标志。章学诚则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

　　章学诚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敢于创新，他的思想却另有相当迂腐陈旧的一面，如主张志书要颂扬“皇恩”，要有益于“风教”，要传述忠孝节义等等，这些也都贯穿在他的方志学理论和他修的志书中。

　　除理论上的建树外，清代方志学还有一片重要的园地，就是旧志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绩的是对古地志的辑佚。

　　辑佚是一种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写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国宋代以前的地志图经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辑佚就是把这些零散材料找出来，加以整理汇编，尽可能重现这部著作的原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辑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辑古地志最有成绩的是王谟，他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了进士以后，情愿不做县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学教官，以便一心在古书中披沙拣金。他本来想辑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汉魏遗书钞》，包括经、史、子各类书籍，后来逐渐认识到地理书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经”的部分后，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地理，一共辑出古地志近400种。这时他已经80多岁，又贫病交加，没有能全部刻印出来，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70多种了。中华书局将它们汇影出版，称为《汉唐地理书钞》。后面还附了清陈运溶所辑的66种湖南古地志(原来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此外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也辑了约60种唐以前的地志。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曾从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种地方志，现在《永乐大典》已失传，这些辑出的资料就分外可贵了。

　　清代学者对许多旧志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内容、体例作了深入的考证和探讨，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大量题跋或提要，探讨旧志的编纂年代、编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论志书的优劣得失。这同样是总结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章学诚就曾写过《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等七篇志书评介。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有几百篇地方志的提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也有近200种志书的题要。这些工作，为后来方志目录的发展和对旧志的进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准备。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整理旧志方面别开生面。他在明朝末年，面临着国家忧患交迫的局面，想要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就开始从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搜集一切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记载，包括地形、关隘、兵防、赋税、农政、手工业、矿产、水利、交通等，分地区汇集研究。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参加抗清运动失败，在各地颠沛流离，仍然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实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时间，辑录了以方志为主的1000多种资料，终于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顾炎武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整理旧志的经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方志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顾炎武是系统地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驱，他为后人开创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广阔的道路。

　　方志学的诞生，说明中国地方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发源于遥远古代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巨流。作为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无论历史的风云怎样变幻，它都将继续得到传承。

　　第七章 坎坷、变革和新生的历程

　　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

　　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38年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省志如此，基层地方志的境遇当然不会更优越。曾与蔡锷将军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县志。由于兵荒马乱，书院和各种公共场所全成了屯兵之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几次“挟策抱牍，狼狈迁居”。最后总算在寺庙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费一年零八个月，于1931年8月将志书编成，却又无钱刻印，只好长期将志稿藏在家里。安徽阜阳县从1935年动手修县志，收集采访两年多，将要成稿时，抗日战争爆发，阜阳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敌骑逼境，无有宁日，1938年又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县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馆工作人员从大火中抢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来根据旧稿续编，于1947年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后的38年中，方志事业的处境何等艰难。

　　不过，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的编纂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浙江省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便设立了通志馆并开始工作。黑龙江通志局、广东通志馆、福建修志总局，也都是建立或恢复在北洋政府正式下达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现存的志书计算(不考虑亡佚的)，方志全盛时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书18种，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的民国方志有1500多种，每年平均达到31种。有些边远省份，修志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享国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像样的县志，民国时期却修了13种县志。

　　这一时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继承了清代学者修志的传统，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他们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于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往往通过地方志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对地方志从内容到体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编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书。这些志书着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视科学，重视民生，重视能够振兴中国的实业，给方志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上海川沙)、史学名家柳诒徵、黄焕镳编纂的《(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历史学家兼方志学家李泰棻编纂的《(民国)阳原县志》(河北阳原)，都是民国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们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进展。《(民国)首都志》中，新创设的类目如气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总篇幅的4/10；交通、礼俗、方言、宗教等，在旧志里只是其他类目的附庸，在这部志书中都大大扩充，蔚为大观。《(民国)阳原县志》的“农业”一项，分为富农、自耕农、半租农、全租农、全佃农五种，分别记述他们的生产状况，确实是以实际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绝非照搬旧志格式者可比。又独创“生活”一门，从衣服、首饰、饮食、娱乐几个方面记录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具体的吃、穿反映贫民与富人生活质量的差别。并在卷首配发照片，将富人与贫民的服饰、住居作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年抗战时期，许多文化教育机构迁到大后方，一些学者在颠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辍。教育家、语言学家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对抗日救国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有的地方修县志”(《洛川县志自序》)。因为地方志可以作为探索救国之路的依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铜川市)、黄陵诸县县志，都是当时的名志。

　　黎锦熙的《(民国)洛川县志》，淘汰了旧志中的“宦绩”、“封爵”一类过时的篇目，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像“农业”类加上了“地政”，成为“地政农业志”，中有“全县地价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细目；“财政志”中有“人民负担”一目；“卫生志”以翔实的数据记载洛川人民的饮食、营养和体质状况；他还结合自己的专长，调查洛川的方言俗谚歌谣，设立“方言谣谚志”，都是既新鲜又实用的。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洛川县志》都不厌其详地记载，“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韩赓丞《洛川县志跋言》)。同官县、黄陵县诸志，体例都和《洛川县志》大体相同。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努力将科学知识带进地方志。记人口，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多少户、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年龄构成，既有动态的调查，也有静态的分析；记气候，不再仅仅是记录“灾异”，描述灾变，有了雨量统计、雨量分布、气象变化的历年比较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迁到贵州遵义以后，研究人员张其昀带领研究生，用科学方法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生产、交通、民族、史事等，编了一部体裁全新的《遵义新志》。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等曾组织当时云集于四川北碚的各种学术机关的科学工作者，各人发挥专长，合作编纂《北碚志》。预计全书分为八编：大事编、地理考、政治略、经济略、文献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书后有别录，包括文征、机关社团名录、索引等。这不仅是对传统修志方法的一种改革，其内容之新颖在民国方志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惜这部志书没有最后完成，只写成了大约60万字的稿子。

　　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

　　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设有《长城抗战纪略》一章，记载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民国方志用于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强调要尽量采用新技术。如“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等。民国志书广泛采用测绘、照片及新式统计图表。有的用铅字排印，新式装订，使志书面目焕然一新。如《(民国)首都志》中，列有62张表、75帧照片、52幅地图，加上硬皮精装，其准确、生动、美观、实用，自是旧式志书无法望其项背的。民国方志多数采用浅近文言，加上新式标点，有的将方言用国际音标注音，以便于一般人阅读。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

　　不过，必须指出，大多数民国方志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志的体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诸如民政、教育、交通、实业之类的新类目，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民国方志中也包含着一些清朝遗老的作品，不用说它们是处处遵守封建旧志的规范。更有极个别汉奸傀儡政府编的地方志，如汉奸黄希文的《增修磁县县志》(河北磁县)之类，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甚至露骨地宣扬侵略者的“理论”，这只能给他的卖国求荣永远打上耻辱的印记。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冲出封建旧志的藩篱，正在山重水复之间探索，寻找着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新中国修志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国一起，重新焕发出青春。

　　当年，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决定》将地方志列为调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不过，尽管对地方志的价值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可能大规模地组织编写新方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二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随即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这项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为止，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50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这第一批新方志多数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咸宁、孝感、汉川、广济、应城等县的简志和河北的《怀来新志》、贵州的《水城县志》、《镇宁新志》等少数几种。省志则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记》两卷、《地理志》一卷。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体验了一个真理：建设中国，先要认识中国。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决定恢复省志的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3年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也规定了新方志的体例和有关组织领导的事宜。一时间如同风起云涌，各省、市、县普遍建立起修志机构。计划到本世纪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辖市的志书外，还要完成3782部县、市志。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进入新方志的丰收期，每年都有数百部新志问世。

　　新方志的编纂人员，力求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修志。他们既继承历代修志的优秀传统，又坚持改革，努力创新，完全根据现代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安排内容，设置类目，以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特点。为历代旧志所忽略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在新方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帝王官宦不再是方志中的主要角色，代替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历史功绩。人们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新中国的地方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例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风格。

　　现代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志已经走出了少数文人学士的圈子，正在迈开大步走向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修志机构集合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修志队伍。据1994年的统计，仅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就有专职和兼职人员11万名以上。以这支队伍为中心，带动起全社会的协作，来深入调查国情和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各地方在修志过程中，采取很多办法吸引方方面面的专家参与讨论本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上海市的地方志机构和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上海研究中心”，邀集国内外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上海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海租界研讨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海派文化研讨会”、“太平天国在上海研讨会”、“鸦片战争在上海研讨会”等等。并出版《上海研究论丛》，发表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参加研讨提供一片园地。这样的集思广益，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文献信息，对于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准极有帮助。浙江的平湖、海盐和上海的金山，也曾召开三县县志编纂者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古海盐历史沿革研讨会”，经过研讨，清理了三县建置沿革上一些长期混淆不清的问题，纠正了旧志中几个重大的错误。

　　为了配合编修省、市、县志，许多乡镇、街道、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纷纷着手编写本单位的志书。四川温江专区一共12个县，修方志就是先从县属各乡镇、各部门普遍修“小志”开始。例如，由灌县修《都江堰志》，由地区水利局修《人民渠志》等。一段时间里，全地区到处可见征集资料的布告，到处有广播、墙报在宣传修志。各基层单位都设有资料员或联络员负责收集和传递信息。每个县都有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修志协进会”提供情况，出谋划策。修“小志”既推动基层单位回顾和思考自己成长的历程，又为修县志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些基层志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志。如果说乡镇修志最初还主要是为县志作资料准备，后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乡镇经济已经成了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其中一批历史悠久、开放早、发展快的明星乡镇，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经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乡镇志是了解我国乡镇发展的一个窗口，自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尤其南方沿海经济增长较快，又素有修乡镇志传统的江、浙等省，已经正式出版了一批名乡名镇志，更计划在县以上志书完成以后，在编修乡镇志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按行业编写的专志，在新中国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包罗万象的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许多行业的专门知识，方志的编修人员不可能是万能博士，样样都懂，怎样才能保证志书的科学性呢？各地在编修省、市、县志之前，往往先组织各行各业编写专志，如山水志、名胜志、工业志、农业志、商业志、金融志、教育志、医药卫生志、科学技术志等等，作为未来志书的基础。此外，还有由国家的专业部门主持编写的专志，如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发起分地区编《中国戏曲志》；教育系统设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组织编写教育史志；交通部组织各地编交通史志；由水利部组织分地区编《江河水利志》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这些大的水系都设有修志机构。《长江志》、《黄河志》、《珠江志》目前都已经分卷陆续问世。专志的编纂者都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他们给地方志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这是地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目录》统计，到1992年底，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基层志及专志已达8000种以上。基层志和专志自古便有，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不能不说是方志史上的一大新景观。它们和县以上各级地方志一起，纵横交错，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出我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这种征集资料的声势和深度，这种修志的规模，在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现代修志机构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区信息中心发展。历史上的修志机构大多是临时拼凑的班子，只管修志，不管其他，志书修成便解散。现在，许多省、市、县的方志编纂委员会除了修新志以外，又是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机构，并凭借资料的优势大量编辑资料书，包括年鉴、地区概况、旅游指南、乡土教材，以及各种学术资料汇编。它们在当地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咨询机构甚至智囊机构的作用。例如，武汉市在讨论经济发展战略时，市志编委会为它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河北迁西县县志办公室根据物产普查的结果，建议利用本县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嫁接酸枣建立金丝小枣基地，被列为本县发展山区经济的一个重点项目；一大批渐趋衰落甚至濒于绝迹的传统名产，如福建平和县素有“柚王”之称的琯溪密柚、浙江萧山县有800年历史的“东南佳品”湘湖莼菜、四川什邡县的晒烟、山东威海市的锡镶工艺等，都是由于方志工作人员挖掘整理出有说服力的资料，引起政府和专业人员的重视，从而恢复了勃勃生机，重新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修志机构还协同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辟本地“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举办以振兴中华、了解家乡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它们的这些新职能，既发挥了资料的社会效益，又扩大了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并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为搜集整理地方文献贡献力量。

　　新中国的地方志事业，可以说还处于开创时期，犹如东升的朝阳，烂漫的春花，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广大的地方志工作者还在不断地实践、总结、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继续谱写着方志史的新篇章。

　　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归祖国后，就成立了台湾通志馆，后来改称台湾文献委员会。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湾文献，并从1948年开始编纂《台湾省通志》，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时期，台湾各市、县也都新编了志书。一些原籍大陆的旅台同胞，心系故土，自动组织起来收集整理家乡文献，尽其所能为故乡修志。如安徽绩溪旅台同乡编有《绩溪县志》、安徽舒城同乡会编有《舒城县志》、浙江青田同乡会编有《青田县志(续修本)》。当然，在两地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所依据的只能是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和片断的回忆，但是，这每一部志书都寄托着他们浓厚的思乡之情。随着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岸在修志中还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资料，交流成果，表现出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一旦人为的阻隔被消除，海峡两岸携起手来，修志事业必将另有一番景象。

　　第三节 方志学的发展

　　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于学术之林。

　　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

　　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

　　民国方志学者批评旧志的种种弊病，认为修志不应处处受旧体裁的束缚，要体现当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要增加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经济方面的内容。如甘鹏云提出：志书“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务在有裨地方风俗民生。”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他说，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如何，全不顾及，如果现在修志还是这个样子，还不如不修的好。李泰棻还主张当代修志的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始能以科学名词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详明。”这些看法，突破了传统方志学的桎梏，表明方志学界的认识在随着时代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修志的展开，向方志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评价旧方志和旧方志学？必须批判什么，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新方志？新方志怎样体现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新志的性质、功用、体例、类目设计、编纂方法、质量标准等等。围绕着这些课题，方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将他的旧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改写成《中国方志学》、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纲要》、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八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文科教材)、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王德恒等的《中国方志学》等。还出版了傅振伦、朱士嘉等多位当代方志学家的论文结集。

　　此外，仅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已经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创了方志评议活动。一部或一批同类志书完稿以后，由当地领导、方志编纂人员和学者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共同评议它的长处和短处。既有为一两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评议会，也有像“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市志稿评议会”这样大型的、指导性的评议会。这是推广修志经验，研讨修志理论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时，新中国的方志学伴随着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学者们的书斋。方志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中国地方志》，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到两种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国方志学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国地方志综览》。全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地方志文献中心，并开设地方志专科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和各省区都举办研究班、培训班、讲习班，传授方志学知识，轮训修志人员。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地方志课程，或设立大专班、进修班，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培养修志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

　　随着社会各界披阅参考地方志的人越来越多，推动着旧志的整理也必须加速步伐。这就赋予方志学一个新的使命，即从研究如何修志，进而扩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于利用。1935年，傅振伦在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两个专篇，首先将整理旧志的意义与方法，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旧志整理领域也呈现出一片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象。

　　民国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对全国现存地方志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国的地方志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它长期只是地学或史学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方志的专门目录产生得很迟。在方志这个大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库藏，一直到清末民初还不清楚。现存的最早一部记载方志收藏的专目是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1913年刊于《古学汇刊》第二集。缪荃孙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学者，又是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人。这部方志目，就是清点清内阁大库的藏志并向京师图书馆移交的目录，共计1676部。此后的几十年中，比较重要的藏书单位，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应社会之需，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编出目录公之于世。地区性的方志目录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省、市、县为了编新志，都尽可能彻底地调查了本地区历代志书的存佚。绝大部分省区都新编或重编了本省历代方志的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调查中的新发现。

　　相当一部分目录是附有提要的。它们比起只介绍作者、卷数、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题录式目录，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录是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对天津“天春园”主人任凤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种方志一一叙述源流、介绍类目、分析体例、评论得失，尤其难得的是还指出志书中的特殊史料。此后，有张鸿汀的《陇右方志录》(一名《甘宁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发表，1934年增订再版)、洪焕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再版改名为《浙江方志考》)。近年陆续问世的，还有骆兆平的《天一阁地方志考录》、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云的《山东方志汇要》、赵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广西通志馆的《广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等，都是辅助阅读志书的有用的工具书。

　　这一大批方志目录，省却了人们许多翻检的辛劳，但它们毕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志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是方志学家朱士嘉。他首先以个人力量调查了国内外几十个藏书单位，弄清了5800多种地方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和收藏地点，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综录》的增补本。此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由于整理天文资料的需要，将调查范围扩大到190个单位，主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出版。几乎是同时，台湾于1960年出版了《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现在，根据海峡两岸这两个联合目录，我们便可以大致了解国内现存地方志的数量，以及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于见闻不广，只能限于对个别志书作些考订或评论。有了这许多目录，特别是有了联合目录，我们才有可能对地方志作宏观的整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旧志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整理。当然，平时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后，仍有不少学者钟情于旧志辑佚。据统计，仅民国时期即辑有古方志达100多种。此后，又有赵万里辑的《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还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辑佚》，辑有山西省236种旧志的佚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辑佚新作。

　　而本世纪旧志辑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这部书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贡》杂志上连载，后来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将在古籍中见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类图书的书名、佚文、序跋和有关的评论等都辑录下来，一共2000多种。这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全面清理。同时，它也是一部以辑佚为基础编成的古方志书目。将它和记录现存志书的《联合目录》合起来看，就可以对我国地方志两千年来的成就有一个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旧志也是整理旧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志书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华书局的《宋元方志汇刊》，将海内外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90年代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两次共影印了天一阁现藏271种明志中的216种；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编印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择它的珍藏编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也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善本方志编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方志丛书》，选印了历代方志2000多种；上海书店、巴蜀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选印历代方志3000余种，目前已陆续同读者见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其他许多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和修志机构，也整理重印了不少旧志。从1911年到现在，包括海峡两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种方式重印的旧志已有数千种。影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旧志的原貌，而许多排印本经过认真的校勘、分段、标点，更便于现代人阅读。重印旧志不但保护了古籍，使旧志免于继续毁损散亡，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书楼，和普通人朝夕相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当年由顾炎武开创的整理旧志的道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生产和研究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产、水利等各种专门资料汇编起来，使方志资料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题资料汇编已经成为开发旧志资料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方面的成果，以及这些资料汇编如何在各行各业、各种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实例，那是说不胜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整理旧志和编修新志一起纳入了国家规划，使它从个别学者、个别单位分散的工作，转向有计划的分工协作。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无论在方志学理论上，还是在编纂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实践中，都正努力开拓着新的天地。

　　第八章 献身于地方志事业的人们

　　当我们为祖国地方志事业的累累硕果而自豪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来那无数为栽培这些硕果付出了心血的人们。他们之中，包含了像章学诚这样杰出的方志学家，而更多的是遍布于中国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

　　编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优秀的方志编纂者同样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质和特点，对修志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范嵩说过：“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鉴别、运用史料的能力；“学”是渊博的知识；“识”是卓越的见识，要能够不屈从于权势，不受利禄的引诱，不为偏见所左右，公正无私地把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清初的李绂〔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还要有修志之“志”，没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同样会一事无成。当然，在封建时代，才、学、识、志兼备，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确实有许多人在修志的实践中追求着这样的理想，甚至倾毕生精力而不悔。

　　编好一部志书，不仅要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还要作大量实地调查。修志人员往往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去考察山川，寻访古迹，了解风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劳苦，不畏艰险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不可。

　　南宋的祝穆，立志编一部全国总志。他来往于闽浙江淮湖广之间，每到一处，必定登山涉水，寻踪探源，弄清地理形势，逢人便请教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广泛搜集文献，到处借阅图经，发现有用的资料就昼夜抄录，毫无倦色。这样准备了十几年，几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总志《方舆胜览》。

　　元代山东志书《齐乘》的作者于钦，是山东人，在山东做官。他看到故乡经过多年战乱，古志已经荡然无存，决心自己动手修志。他常常说：“我生长在齐，怎能不把齐的山川、位置、城邑、物产、灵秀的人物和各处的疆界都记录下来呢？”他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到处访问乡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于钦去世的时候，家境萧条，这部志书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重要的遗产。由于它所依据的不仅是文献资料，而且有许多亲见亲闻，一直很受后世的推崇。

　　四川的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至两宋。它分布在大足县境内20多处地点，一共有五万多尊石刻造像。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曾经湮没于荒草衰烟之中几百年，早期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屏山知县张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时，代为主修大足县志。张澍是个博览经史的学者，不满足于照抄旧志，更不因自己是临时代理而马虎敷衍。他不顾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岭岭之中，对各处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写了十几篇考察文章，并将考察结果记入大足县志的“山川”、“古迹”篇，从而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现在，大足石窟已经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称张澍是大足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有些编纂志书者自己身处逆境，或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视方志事业重于一切，坚持修志不倦。

　　黑龙江的最早一部志书《龙沙纪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济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济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两年后就发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于戴名世称赞并引用过方式济的祖父方孝标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戮尸，方氏全族受到株连。方式济随同他的父亲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方式济留心收集当地历史文献，加上实地调查，写成了《龙沙纪略》。由于它的记载详实，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比较少，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黑龙江的重要典籍。

　　《(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县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付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

　　满屋图书横古墨，

　　虚堂鬼神伴孤灯。

　　杨笃45岁时受聘纂修《(光绪)山西通志》，此后，几部志书齐头并进。后来《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轩去世，他又毅然担当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顾劳累和疾病，惟恐志书不能完成。冬天，寒风霜雪伴着冷砚孤灯，手指冻肿冻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笔。亲人在故乡病危，也顾不得回家探望。他说：“一身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三晋(山西)的文献记载到我手里断绝了，罪过不是更大了吗？”他60岁的时候，《(光绪)山西通志》终于脱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

　　高照是《(光绪)直隶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靠经商为生，但很有文才，平时就热心搜集和州文献，写了上百篇当地人的传记，又为和州旧志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和补订，为重修和州志做了许多准备。他说：“和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让它们漫漶湮灭了，那是要被先贤们讥笑的。”他向州官建议修志，州里说没有钱，他就捐出家财开设志局。志书修成后，他坚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删改，情愿自己出资刊刻，虽然倾家荡产，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高照修志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在叫嚣瓜分中国，清朝皇室仓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数惊”，他却始终坚持不懈。几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没能办成的事，高照却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坚毅之志办到了。

　　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劳一生，却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开花结果，但他们的志向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念。

　　嘉庆年间天津人蒋玉虹，为修天津志辛勤采访几十年。他不但尽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庙中，遇到断碑残碣，都要剔去尘土，细细辨认它的字迹。一生积累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几十本。后来的《(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就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增补而成。他的心愿，总算由后人实现了。

　　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谢迈度，生于清末，从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撰写束鹿县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资料准备，并且费许多周折找齐了清代编纂的五种束鹿旧志以备参考。1937年春，他被聘担任束鹿县志总纂，在北平(北京)开馆修志。正当他打算一展抱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沦陷，束鹿县政府溃散，支持他修志的县长南逃，修志的经费来源也断绝了。这时他自己在北平办着一个小小的文化书社，便靠着这点微薄收入，继续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尽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据，妻儿责备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对友人说：“我正在专心于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计较柴米油盐。文人死于贫困的比比皆是，我久处于困苦孤独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为牵挂着修志啊。”他终于将束鹿旧志全部校勘完毕出版，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束鹿县志稿》，但由于生活贫窘，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迈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乡修志的事，临终时嘱咐女儿将他的全部手稿和资料送回家乡，交给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积累，身后还在继续为束鹿的修志事业作贡献。

　　浩如烟海的志书，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的后继者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来，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县的燕居谦。

　　燕居谦是山西交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交城已经有100年没有修志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时候，发现患了胃癌。手术后，医嘱休养一年，他却一年没有停笔。1990年，他的胃癌已发展为晚期食道癌。这正是志稿进入总纂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纂的主笔，燕居谦面临着严峻的抉择：立即住院手术，可能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两年辗转于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争取在有生之年将志稿完成。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他说：“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他想的是，在他的笔记中和记忆里，还保存着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有的是在被采访人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抢救下来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怎能让它们随着自己短暂的生命一起泯灭呢？他说，一定要完成志稿的总纂，“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

　　燕居谦不顾亲友的恳求和众人的劝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了排除一切干扰，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他独自住进天宁古刹文昌阁中。庙前参天的松柏陪伴着他，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他，修志前辈扬笃的事迹激励着他，他以重病之身，连续三个月，以每日万字的进度，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县志总纂稿。之后又过了三个多月，他安心地停止了呼吸。

　　在今日的修志队伍中，何止一个燕居谦！

　　这里所说的，只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方志编纂者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才、学、识、志，是我国历代修志者优良品格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颗颗知名的不知名的星星，汇成了中国地方志这一片璀璨的星空；正是这一棵棵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铺就了地方志事业的满目青翠。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修志的累累硕果，还有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对乡土的挚爱，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对地方志事业的专注和执着，以及那种不慕荣利，不避艰辛，严谨而刻苦的治学精神。今天，这些优良的传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前人的。

　　第九章 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历代封建政府虽然很重视地方志，但是他们对地方志的认识相当狭隘，主要是看重它“资治”(辅助统治)的作用。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江苏东海)去做剌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比如行医，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书就是经过验证的药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据方子来治病。清朝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有个太守也说过：“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宁府志序》)长期以来，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

　　科学文明的进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地方志的真正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志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对侵略压迫的坚强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产经验的记录；看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资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涵义，它不但是各级领导者认识国情的教科书，而且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参谋。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第一节 丰富的资源信息

　　地方志中关于地形、山川、土壤、物产的记载，对于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制订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往往有直接的启发。

　　早在1937年，地质学家章士钊已经注意到方志中矿产记录的价值。他辑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编成《古矿录》，于1954年经修订后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收集志书的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国古今铜矿录》，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线索查明了一批矿藏。近年来，各地区也往往以地方志作为寻找矿藏的向导，如浙江曾根据《(光绪)诸暨县志》的记载，探明了金涧山金矿，现在已经投入生产；贵州省石阡县根据《(民国)石阡县志》中所记的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重新普查本县煤矿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开采；据安徽《(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繁昌曾发现一块“紫玉”，后来做成用器，“献于太庙”。经过省地质队勘探，这里的墨玉石(紫玉)确实质地优良，而且储量颇丰，是制造建筑装饰材料和工艺品的好原料，于是建起了墨玉厂；云南的云龙县则根据旧志中的信息开发了锡矿和银矿，等等。

　　山东禹城县境内，有一道三四里宽、20多里长的沙河，白沙一片，寸草不生。但是在《(民国)禹城县志》中有一段记载说：“据近村农民察其地性，并非纯沙不毛之地。稍施人工，定堪种植。”这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过科学考察，证实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于是禹城县决定开发大沙河。他们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开展多种经营，几年下来，农、渔、副业全面丰收，1987年仅藕、鱼、稻三项收入就达到几十万元。

　　油茶树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榨出的油称为茶油，是一种工业原料。据清代和民国的安县县志记载，四川安县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油茶树的生长，过去曾经大量种植。于是安县决定大力发展油茶生产，为丘陵地区增加了一条致富之路。

　　陕西千阳县地处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但是根据志书的描述，古时候这里原是林木茂盛，土地肥沃的好地方。宋代曾将它划为牧马良区。清朝以后，山坡被垦殖，森林减少，千阳才逐渐变成了穷山区。地方志中还有当地种桑养蚕经验的记录。千阳县参考这些记载，决定以种草植树，发展多种经营来重新振兴山区经济，并且将种桑养蚕列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此外，如盛产棉花的陕西渭南县，曾参考明代县志关于棉区分布的记载，调整了本县棉花生产的布局；河南开封龙亭区则受旧志的启发，恢复了开封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产汴绸的生产。有的地方根据地方志的提示，还发现了一些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旅游胜地。

　　浙江省建德县的“灵栖洞天”，由彼此相连的五个石灰岩溶洞组成。其中的灵栖洞、清风洞、霭云洞虽然古已有之，但已经淤没了600多年。通过查阅志书，人们很快找到了清风、霭云两洞的位置。再按照志书提示的地点深挖，又找到了另一处溶洞和地下暗河，洞中有唐宋元明历朝题咏几十处，证明它就是旧志所记载的灵栖洞。现在，这里经过疏浚整修，游人可以漫步而入，泛舟而出，成为浙江的一处胜景。

　　贵州省注意到《(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大方)有“黄坪十里杜鹃”的记载，经过考察，果然在大方、黔西两县境内的丛山翠岭之中，发现一条宽约五华里，绵延100多华里的杜鹃林带。10多个品种的杜鹃形成一个罕有的天然杜鹃花园，其中还有不少珍稀动物。现在这里已经开辟为自然保护区，也是被称为“百里杜鹃”的著名游览胜地。

　　地方志中的这一类信息，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就曾从几千种地方志中大量摘抄编成《地方志物产》等资料。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地方志中辑出《上海物产资料汇辑》。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根据志书的记载编辑了本地区物产或土特产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各种资源的现状，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财富。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珍贵记录

　　我国的科学技术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时代的旧志，由于主要是“资治”之书，不太重视记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尽管如此，历代志书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科学技术的生动记录。

　　历代地方志大量记录了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日月食、彗星、陨石、反常的气候、各种自然灾害、植物的变异和珍禽异兽等。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往往把它们看作上天向人类显示的凶兆或吉兆，记入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类，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无稽之谈混在一起。但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当时当地的观测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科学资料。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据几千种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辑出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关天文学的人物、著作、学说、机构、仪器等的记录一共几百万字，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有一段时间，中外学者对“太阳活动蒙德极小期”讨论很热烈。由于史书上缺乏1645——1715年太阳黑子的资料，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太阳活动实际停止了”。但是，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看，在我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记录有12项之多，从而中国学者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太阳活动停止”的错误论断。

　　地震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记载尤为详细。1954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建议整理地震史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于是由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实补充成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它汇聚了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记录，其中可以断定为八级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内容这样丰富全备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依据的8000多种文献中，地方志占了5600种。

　　方志记载地震，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情状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后有灾情统计。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处往往都有记载，如同当时派出了许多观察员在各地同时观察记录。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陕西华州(今华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种州县志书作了记载。《(隆庆)华州志》卷一○记的是震中地区的情况：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时，觉地旋运，因而头晕，天昏惨。及夜半，月益无光，地反立，苑树如数扑地。忽西南如万车惊突，又如雷自地出，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而垣屋无声皆倒坍矣。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状……原阜旋移，地高下尽改故迹。后计压伤者数万人……”

　　湖北景陵县(今天门市)在这次地震时距震中较远，《(康熙)景陵县志》卷二所记该县感震的情景是：

　　“地震有声，自东北起西南去，房屋动摇，人民惊骇。”

　　即使在相距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全面考察这次地震，判断它的震中、震级、力度、范围等。

　　这1180大次地震的记录，为我国划分震区、规划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及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方志中其他有关地质和地理的记载，同样是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资料之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古城的兴衰演变，总结出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由古代的农牧并茂变成沙漠的历史进程，对于了解沙漠地貌发育的规律，对于如何防风治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从方志中发掘素材，研究古代绍兴地区湖泊的兴废、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于农业的影响。1985年6月12日，长江三峡的新滩发生大滑坡。由于科技人员查阅过多种旧志的记载，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地区滑坡的规律和范围，对于这次滑坡的时间、地点作出了准确的预报，所以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气象和自然灾害的记录。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就称为“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中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动的情形。此后，中央气象局也曾据方志资料编成《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资料》。山东、安徽等省都曾从志书中辑录汇编本省水、旱、风暴霜雪、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是气象、水文等学科的珍贵研究资料，而且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内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灾过后，他们研究了市志委员会提供的历史上的洪灾记录，就决定调整市政建设的布局，改变了沿江建设的方案。

　　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他的《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一文中说：“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学术界有好几个专门委员会，像农业气象委员会、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土地利用委员会等，要求我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但实际上，已往的中国并没有这种现成的地图。”怎么办呢？他就用八个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种地方志，统计志书所载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和祭祀驱蝗神的刘猛将军庙(有这些庙宇的地方当然是蝗灾严重的地方)，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作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再结合志书上关于蝗灾的记载，来研究中国蝗灾的分布范围，并对这种分布状况作出科学的解说。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志书记载的雹神庙，研究我国雹灾的分布区域及分布规律。

　　地方志中关于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的记载比较零星分散，却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没有的。记载最丰富的是农业和水利。几乎所有的志书都将水利列为重要内容，详细记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闸的分布和历代的治水措施。许多地方志详细记述了当地农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有的附有农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图解。《(民国)灵石县志》搜集了140条农谚，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间苗法”、“占气候法”、“灌溉及除虫法”等10类，都是当地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在20年代曾利用福建、广东一带地方志的记载研究柑桔的生长规律，取得显著成果。他发现方志中关于土壤和植物的记载对他的研究课题极为有用，就力倡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中国地方志，并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间接地帮助访购，由此奠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的基础。

　　地方志中还保留了许多民间创造发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漕陆舟”，行驶在榆林沙漠地带，效率远远高过畜力。苏州的地方志记载，明末苏州人孙云球善于制造光学仪器，用他做的“千里镜”在苏州城郊的虎丘远望苏州城里，楼台塔院好像就在面前，远处山峰的景色也都历历可见。据《(乾隆)丰润县志》记载，现在人们常用的折扇，原来出自高丽国，但是经过了河北丰润人的改进，才得以在中国普及。当时高丽贡使每年冬来春回，都要经过丰润，随从人员往往带些扇子来卖，但是由于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欢。后来丰润人仿照它的样式，用斑竹、云竹、棕竹做骨，请名家画上山水花鸟，于是“丰扇”风行一时。这一类记载，都足以补其他史籍之不足。

　　难怪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并且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节 社会历史的工笔画卷

　　地方志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凡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记录。罗尔纲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一共引用了1600多种各类资料，其中地方志占730种。广东、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过太平军在本省活动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至于一些地区性的规模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志记载。如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期，周之春等在青浦县起事响应，首扎红巾为号，占领了嘉定、川沙、宝山等县，当地百姓踊跃参加，或者支援灯烛、干粮。这段历史，就是保存在这几个县的县志里。

　　地方志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例如，不少清末的志书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形。上海宝山县由于地处海口，深受鸦片之害。《(光绪)宝山县志》记载，当时宝山县所属的市镇一般都有10多家烟馆，多的达100多家，藏污纳垢，成为社会上的大害，“鸦片流毒，为祸烈矣。”《(光绪)鄞县志》(浙江宁波)记1841年英军入侵时，宁波依赖镇海作屏障，毫无抵抗的准备。镇海失陷的消息传来，宁波城里的文武官员从西、南两个城门一下子全都逃光。英军不战而占领宁波，将市内店铺所积的钱财洗劫一空，城中衙署及祠庙寺观拆毁殆尽。

　　在广州一带的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1841年5月当地人民自发抗击侵略军的事实。如《(同治)香山县志》卷十六《忠义传》记载：

　　“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涌渡头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带剑携火枪，大肆淫掠。十三人愤甚，帅雷天规……等出，奋力击之，大呼，声振林谷，仓卒无枪械，各执耰〔you优〕锄殊死斗。夷挥剑杀数人，继燃火枪环击，皆死之。夷恐诸乡人至，皆遁。天规五人负伤追之，不及而还。”

　　同时牺牲的还有一名妇女雷刘氏。她手执木捧随雷兆成等参加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她的事迹被记载在这部县志的卷十八《列女传》中。这是一曲中国人民奋起保卫家乡的正气歌，和一些清朝官员的不战而逃形成鲜明的对照。

　　通过志书中的经济资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亩数、田赋、工商税几乎是每部方志必录的内容，往往有确凿具体的数字。《(民国)巴县志》(四川巴县)记军阀割据时代，巴县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1923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55年。而据《(民国)新繁县志》(四川新都县)的赋役篇，则当地1934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81年。当时四川地区民穷财尽，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户口和赋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志书也十分详细地载有各县、乡、村的户数、人数。例如上海正式有系统的户口记录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后历代都有，但仅见于地方志。连续的人口记录反映了我国历代人口的增减和迁移，也间接地反映着历代政治、经济的重大变迁，对于研究中国人口这个大课题极有参考价值。

　　地方志中也含有丰富的工商业发展的史料。清朝中叶江苏苏州、松江一带的方志，记述了明清时代江南集镇经济的繁荣。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叙述了位于吴江县城东南的盛泽镇的发展。盛泽在明初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到明朝嘉靖年间，居民增加了一倍，多以织绫绸为业，开始形成集市。到清乾隆年间，它的人口已经百倍于明朝，绫绸的产量也增加了10倍，每天日中为市，进行交易，舟楫塞港，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四方巨贾载着金钱前来的络绎不绝。《(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载，到清朝中叶，苏州震泽镇的许多络工已是“取丝于行(牙行)，代纺而受其值”。牙行本来只是介绍买卖的，这时已发展为发放原料(丝)，组织加工并支付工资。络工们其实已是牙行雇用的工人。这些都是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十分生动的写照。

　　近代上海地区的地方志，则记录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特别可贵的是，方志所涉及的不限于上海市区，同时还反映了小县城和乡镇的情况；不限于大企业，也记载了不少中小型企业和一些不很知名的工商界人物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别的书报杂志很少注意的。从这些志书中，还能看到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革，如线袜淘汰布袜，火柴淘汰火石，煤气灯、电灯代替油灯，机制工业品的普及，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和随之而来的抗租、抗税、抢米、罢市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近代经济史料。

　　在有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别处很难见到的宗教史资料。例如，元代史书中屡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五六百年中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意思。直到清光绪年间，才由一位名叫刘文淇的学者在元朝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中发现了答案。据这部志书说，“也里可温”是一种宗教，是从“中原西北十余万里”的地方传来的，它以礼拜东方为主，敬奉十字架。刘文淇由此断定它就是天主教。《(至顺)镇江志》中还具体记载了当时镇江信奉“也里可温”教的人数和户数，并有若干“也里可温人”的传记。当代史学家陈垣据此作了进一步考证，写成《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天主教在元朝传播的情况，糊涂了几百年，这才基本上弄明白了。

　　地方志中收录了许多古人的诗文，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籍的。例如宋代的柳永，是宋词的大作家。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他的词多半是歌咏寻欢行乐的豪华盛景，以致宋朝有人说，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了。柳永留下的诗很少，只有两三首。20世纪50年代，钱钟书编《宋诗选注》，只选了柳永一首诗：《煮海歌》，编者认为这是宋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一首诗：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盐用具)煮就汝输征。

　　……

　　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

　　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

　　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

　　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干粮)。

　　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緍往往十緍偿。

　　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

　　为了煮盐，盐民必须入深山砍柴，从“潴卤”(引聚卤水)到煮成盐，其间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盐煮好了，官家只付给微薄的代价，所贷的钱却要付10倍的利息。柳永做过昌国州(浙江定海)一个盐场的监督官，不但细致地描述了煮盐的过程，而且对盐民的困苦无助满怀同情。可见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柳永的词去了解柳永及他所处的时代。《煮海歌》揭开了宋仁宗“太平盛世”社会真实的一角，也将柳永的另一个侧面显示给我们。这首诗，正是保存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第六卷中。

　　明代文学家、我国著名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的整理编辑者冯梦龙，在61岁时做了福建寿宁县知县，编有《寿宁待志》。志中材料大多是他亲自调查所得。在《待志》的“风俗”类中，记载了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恶习，并保留了“寿宁县正堂冯”用白话写的一篇《禁溺女告示》。告示宣布要严惩溺女弃女者，并愤愤责问：

　　“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牲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

　　这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白话、研究中国风俗史，及研究冯梦龙本人的思想，都可供参阅。

　　地方志所涉及的领域还有很多。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辑录中国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汇编成《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几大册；1923年出版的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抄自地方志的风俗资料占一半；《(乾隆)湘潭县志》(湖南湘潭)等志书中，载有祭礼时的舞蹈动作图和舞器、乐器图，有的还附有舞器、乐器的规格和用法；瑞典人卜斯文定著有《中国的皮影戏》一书，他曾参阅中国北方诸省的志书，从中寻找皮影戏发展的线索。而那些关于文物古迹的记载，不仅是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旅游业也大有裨益。如四川泸州市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整修了市郊神臂山上宋代抗元名城的遗址，既保护了古迹，又可供人凭吊游览。方志中保存的大量美丽的神话传说，更能为山水增色，为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增添无穷的趣味。

　　人物志往往占地方志总篇幅的1/4、1/3甚至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不少人物资料散见于志书的其他部分。一些在封建史家看来不够资格入“正史”的人，如曾经在一个地区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抗击侵略的民间英雄、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没有做过大官的文人学士等，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他们的事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籍贯、生平和家世，就是红学家们根据多种地方志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曾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杰出的史学家，“正史”中无传，而他的家乡浙江宁海的县志中收录了他的墓碑碑文，比较完整地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赵景涂、张增元所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一书，所收录的元明清戏曲家中，有124人从未见过其他史籍记载。北京天文台在普查天文资料中曾作过统计，在他们查阅过的地方志中，仅明代与天文有关的历史人物的记载就有400多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反映。如前述关于“也里可温”的研究，就涉及元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南宋末有个蒲寿庚在福建泉州做官，任提举市舶司(管理中国往外国或外国来华的商船)30年，在中国与南洋通商史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宋史》、《元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而明代《(万历)闽书》等地方志中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的事迹。 日本学者桑原骘〔zhi质〕藏曾著有《蒲寿庚考》，援引闽粤方志论证蒲寿庚是阿拉伯人。中外学者都通过研究蒲寿庚的生平来研究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研究宋朝对“回教人”的政策和“回教人”对中国的贡献。

　　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一些志书中，甚至还保存着若干周边国家的古代史料。例如，云南在明清两代所修的10多种省志中，都有“边裔”、“外国”等门类，其中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载。现在云南省修志机构的专家们正与泰国学术机构合作发掘和整理其中的泰国史料。他们的工作将对国际泰学的各种研究课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每一部地方志都像一幅工笔绘画，它的细致入微的笔触，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着过去的时代，一切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它去探寻历史的奥秘。

　　地方志是我们从前人手里继承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它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来，统治者的专横，阶级的偏见，对科学的蒙昧无知，以及部分修志人的私心和不负责任，使大多数旧志中弥漫着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气息，许多事实并没有得到客观如实的反映，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它是一座真正的宝藏，无数价值连城的矿石，掩藏在历史堆积起来的泥沙杂质之中。现在已经探明开采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珍宝，在等待着热爱祖国，热爱乡土，有志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后来者去勘探，去采掘。我们深信，在用先进科学和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手上，这一举世闻名的宝藏必将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辅文图片

　　敦煌发现的早期地方志—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

　　《(康熙)诸罗县志》卷首的风俗图 右：登场 左：捕鹿

　　《(乾隆)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避暑山庄烟雨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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